李红艳，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领军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传播学、传播社会学、公共传播研究。著有《流动的边界：基于100个家庭的媒介社会学研究》（2022）、《踪迹》（2019）、《观看与被看凝视与权力：改革开放以来媒介与农民工关系研究》（2016）、《启蒙与建设—一媒介从业人员职业化路径初探》（2013）等。

　　基于乡村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中国社会变迁、乡村社会转型的密切关联，《以文化人：一项关于乡村文化的考察》立足于实践维度，深入城乡田野，全方位收集一手资料，分别从乡村文化的实践逻辑、乡村文化的创新路径、乡村内外的文化乡愁、乡村文化的归途四个主题出发，结合全国与地方、城市与乡村的空间视野，从治理与文化、技术与文化、习俗与文化、传统与文化等几个方面，探究乡村文化在20-21世纪之交的文化组织形式、文化发展类型、文化参与群体、文化生产形态、文化技术治理、文化传播展示等。
　　《以文化人：一项关于乡村文化的考察》指出，乡村文化的实践，既是一个乡村社会参与者群体不断代际更替的过程，也是一个乡村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不断进入中国整体治理格局的过程；既是一个新媒介技术和数字化不断在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中渗透的过程，也是一个乡村文化生产者不断进入中国社会大视野的过程。上述诸多过程综合演变，相互影响，正在塑造着中国乡村文化实践的新形态、新路径和新趋势。

　　《以文化人：一项关于乡村文化的考察》：
　　比如L是以熟人社会基础进行电商销售的，依旧处在传统小农的非正规经济的领域中。E是依靠行政力量获得社会资本的，因此可以使用的资本是多元化的。E的家庭在B村没有资本基础，父母为普通农民，E依靠的主要是政府的资本和市场的资本。即E是以市场经济的模式和观念进入电商中的。中国的贫困村落，基于其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属性，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村落社会关系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中，个体的社会关系延续着传统的价值力量，不断改变着人与村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改变中，情境也成为个体的一种赋权资源而得到了与其他媒介资源的融合。
　　最后，媒介赋权的效力与村落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之间是一种密切相关的关系。A村的L仅仅是做电商的工作，没有做品牌建设和品牌营销，尽管A村所在的县也进行了贫困村落中致富带头人的培训，L作为致富带头人参加了三次培训，但是L总是觉得培训作用不大，只是出去见识了一下，对他所做的电商并没有什么帮助。培训班曾经邀请了专门做电商的阿里巴巴人员讲课，L认为讲课的内容与他的需求之间相距很大，没有什么启发。他就是个普通农民，怎么能够与阿里巴巴那样大的企业发展理念有关系呢?E则不同，他不仅参加了县里举办的各种培训班．还与授课的老师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同时依靠村落公共事务资源和县政府的支持，将村里的电商中心拓展为全县的电商中心，其电商产品在不同的电子商务平台上都有专卖店，雇用了大学毕业生作为媒介策划者，已经形成了一条连接行政、市场和村落资源的全方位系统工程。
　　在两个情境因素中，村落的属性和村落的主要观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村落的特征。个体的因素看起来可以归结为个体的责任，但村落本身的因素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A村落虽然是山区，但靠近公路和县城，开车到县城仅需要10分钟路程，外出务工者众多，村落留守的基本都是传统的农业劳动者，农业产品以莲子、烟叶和蔬菜为主，这些劳动者以年长者居多，在农忙季节，每天早晨5点起床干活。当地的农业合作社也处在比较松散的状态，企业和小农户之间的对接并不密切。小农户处在散兵游勇的状态。这样的村落中，一个贫困户从事电商的话，即便是政府主导的，也只是停留在技术设备的供给上，后续与市场之间对接的系列工作由未接受过系统教育的农民来承担，其赋权的效力就大大降低了。B村落也在山区，距离县城很远，开车需要两个小时，但是该村落外出务工者不多，熟人社会的关系力量及村委会和县政府的支持，使得贫困户E在进行电商销售时，处在十分有利的位置上，赋权的效力则大大提升了。
　　致贫因素在通常的论述中，交通因素是不能回避的。但是在两个村落的贫困户，交通位置的优劣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力。距离县城的距离远近并不是促使媒介赋权效力加大的原因，反而是村落的特征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其次，与村委会的观念认知有很大的关系。A村的书记与贫困户电商从业者L之间处于新媒体技术的隔离状态。A村的村委会认为村里的电商，是为贫困户找得一种扶贫工作，只要找到合适的贫困户愿意去做即可，村委会对于该项工作与村里脱贫之间的关系并无更多的认知。工作的开展全靠村民的自发自觉。这种状态类似于完成一项布置的工作，并没有计划由此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发展村里的经济。B村的村委会从开始邀请E回村做电商开始，便将电商作为村落发展的核心，贫困户作为电商的开拓者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助力，赋权的效力得到极大扩张。
　　简而言之，自媒体赋权过程中，依靠行政化的力量，对于贫困户而言是一种获得自主性的助力。新媒介赋权需要多元主体的相互连接、沟通和联动①，如果新媒体赋权中各个主体之间的角色处于分散或者隔离状态，其他主体的资源无法在作为贫困户的电商使用中获得附加值的话，新媒体的赋权只能是处于弱化的状态，那些潜在的有可能成为优化赋权张力的因素则会成为沉睡的因子，被消耗掉了。这些被消耗掉的因素，恰恰是与村庄公共事务或者是当地的公共事务相关的，失去了这些因素的话，新媒体的赋权就只能在个体层面发生效力了。
　　技术赋权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工具变量之一。新媒介技术尤其如此，随着媒介化社会逐渐成为普遍化的社会现实，贫困户如何利用新媒体获得更多的资源激发内生动力，是实现媒介赋权的重要工具。在赋权的过程中，作为“弱者”的贫困户群体，有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资源差异，这诸多的差异与新媒介技术的扩散与使用结合的话，便呈现出各异的形态来。
　　A村的L，将电商设置在自己家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房间里农具和村民送来的农产品混杂在一起，椅子上随处散放着一些农产品，这种设置的好处在于与村民之间容易形成天然的关联性。但是与市场化的理念差距较大，村民难以形成对于电商市场的一种新的认知，会误以为类似于一个网上的农贸市场。B村的E，将电商中心设置在村里一个大院里，精心设置院落、拍摄宣传片，设计LOGO，寻找村民担任形象代言人，在不同的平台上开设专卖店，使得村民和其他外来者在进入电商中心时，充满了一种新奇和敬畏的感觉。在直播营销兴起后，B村的E，在村里招募直播博主，进行电商的直播营销，使得该村的电商不仅成为村里、镇里乃至县里的电商中心，也成为该省电商的一个典型案例。简而言之，村落属性、村落观念二者之间的情境差异，使得新媒体在对于经营贫困户电商的过程，凸显了不同的张力。
　　L和E都属于外出务工返回的贫困户，他们在村庄之外的世界中，获得了一定的视野感觉。返回村庄后，比起一般村民的资源而言，相对要富有优势。作为失权者，重新返回意味着需要依靠新媒体获得更多的权力，即无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原封不动地获取，只能依靠新媒体获得增权，即赋权的可能性，并依靠村落的传统、村委会的观念以及特殊情境等因素的作用，最终使得新媒体的赋权在使用中获得了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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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烟波江上无人愁
启：文化实践 生产与再生产的逻辑
第一章 乡村文化生产：行政与自组织结合
第二章 “嵌入者与终结者”：乡村文化实践中的新媒体

承：多元化赋权 乡村文化探索的新形式
第三章 电商文化的赋权：边界在哪里？
第四章 以直播带货拓展乡村文化新路径
第五章 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形式

转：文化乡愁 情不知所起
第六章 集体记忆与乡土叙事
第七章 乡村还是乡土：何为乡村文化意识7
第八章 乡村文化与媒介再现

合：文化归途地方之内还是地方之外
第九章 新媒体时代的“土味”文化
第十章 地方感还是全球化
第十一章 乡村文化的流变

余论：新媒体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在何方？
后记：无边落木萧萧下，边界文化无处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