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学史 第3卷》：
虽然这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取得了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参加会议的文艺界的750多位代表仅仅代表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和“国统区”的进步文艺工作者，而更多的其他文艺工作者并不在此列。除此而外，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组织上并非没有分歧。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茅盾就曾严肃地批评“一方面描写抗日战争，另一方面则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阵营中的黑暗面，却用男女间的恋爱故事……达到了‘左右逢源，之乐”。对于文艺理论界，茅盾更是尖锐地批评了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他指出，持主观战斗精神的人“无条件地崇拜个人主义的自发性的斗争，以为这种斗争就是健康的原始生命力的表现，他们不把集体主义的自觉的斗争，而把这所谓原始的生命力，看做是历史的原动力”。他同时劝告这样的文艺理论家要在思想上生活上真正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而走向工农兵的、人民大众的立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制度、组织等各个层面进一步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针对文艺宣传工作薄弱的问题，中共中央指示要“拟定党关于文化艺术的政策或地方性方针，并监督其实施。领导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对电影、剧目和其他全国性的重要艺术品进行审查，同时改革旧戏曲，“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但是，为了改造社会，已经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整体接收“国民政府”以及文教、医疗等整个体系的办法（即包了下来），因而在思想文化、组织建设等各个方面急需进一步整顿和教育。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上映。该片放映后在社会上有较强烈反响，好评甚多，却与当时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转变的历史趋势有所龃龉。毛泽东认为，身处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时代的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在这里，毛泽东所关注的是文化工作领导权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在观看了此片后，也“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深思和忧虑。1951年7月23日到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该调查记在调查了武训所生活的地区各阶层160多人，搜集到武训盘剥底层人民田亩地契等相当一部分确切资料的基础上，从“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揭开了“善人”的面纱。这一系列的讨论批判，澄清了在《武训传》这部电影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侵蚀的警惕。蔡仪在这一运动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武训传》的批判工作。他是从武训性格与阿Q精神的对比上进行分析的。蔡仪认为：“阿Q精神……最中心之点是要向压迫者反抗而又不知道如何反抗，以致不能正当地反抗、不敢正面地反抗，只好自欺自骗以求得自己精神的安慰。武训精神是比较明显的，对压迫者毫无反抗意图，只是故作下贱以求得他们的心满意足，兴义学就正是叫财主们心满意足的很好的一个办法。”同年10月，在中宣部的一次关于文艺工作的座谈会上，有人提出要整顿从“国统区”接收的人员的文艺思想。当时在文艺学美学领域，成系统地以专著形式出版了的著作除了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还有蔡仪的《新美学》。朱光潜的文艺思想，主要是在吸收克罗齐、里普斯文艺思想的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由于他强调形象直觉说、距离说，反对党派的、政治的文艺观，因而在全民族救亡和革命的历史氛围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被进步人士广为批判，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不可能再版《文艺心理学》；对蔡仪的《新美学》进行研究评论的人在解放区则很少，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评论道：“这书有它的新体系，无论这用新的方法所阐发出来的路线是正确抑疵谬，但至少对于旧美学的若干矛盾问题是解决了，故而这一册书是从破坏入手的。破坏了旧的美学系统，于是才建立新的系统，而处处可以发现在破坏的一方面优于建设的一方面，这是任何新科学的必然途径、必然性质。……综观全书，很多精彩的新见，尤其是批判方面确能使徘徊于旧美学圈子内的读者看到些曙光。可是作者也有他幼稚、未成熟甚至于仍带着观念论的色彩处，例如关于事物的典型性，作者还不能充分地从客观的根据去剖析，又如关于美感的种类，整章不过略为修正一些旧的解释等，未能使读者满意。然而对于美学的论说，这书已进步得多，并且借此还可以看出美学此后大概的发展的路向。”可以看出，破坏旧美学、带有观念论色彩、一定的进步性是当时学人对于蔡仪《新美学》的基本看法。所以它第一版于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印行了2500册后，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又印行了第四版，印数从5501册到6500册。当有人提出整顿文艺思想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严文井责成蔡仪对《新美学》做出检查。蔡仪觉察出这次整顿不同寻常的味道，立刻通知上海群益出版社停止印行《新美学》，并准备写检查，而上海群益出版社已经印行的1000册《新美学》已经发行，有读者在1952年4月还在北京西单买到了第四版《新美学》。也许是历史给了蔡仪一个机会，也许是有人巧做安排，蔡仪还没来得及写检查，1951年11月就被派到广西参加土改，避开了《武训传》批判风暴的锋芒。1952年7月土改结束，蔡仪从广西回到北京，写成一份关于《新美学》的检查后交给中宣部负责人。真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时中宣部的态度与前一年截然不同，负责人推说“自己不懂美学，让蔡仪去找王朝闻谈谈，蔡仪又去找王朝闻，王说自己没有什么意见，让蔡仪自己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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