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慰川，生于南京。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后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4年获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2005年以公派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赴美国耶鲁大学电影系深造。

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影视系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理事。著有《后“解严”时代的台湾电影》《当代港台电影研究》等五部专著；主持完成多个科研项目，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文化部文化艺术研究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光影的秘境：港台电影探幽》是孙慰川先生新作。他将二十多年所研、所思、所得汇于书中，剖析港台电影的核心、前沿问题。

作者考察港台电影的发展足迹及电影文本，缕析不同时期、不同创作者、不同风格、不同类型影片的特点与流变，更关注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书中既有对名导名作的独辟蹊径的思考，也有对代表性电影公司的评析，更有对“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民族化影音风格”“女性处境”“跨国界电影”“黑色浪漫”等的专题探讨，为电影人、电影爱好者探究港台电影、深层理解影片提供了多重视角与丰富资料，也可作为学人的有益参考。

新艺城的市场策略

    新艺城在商业片领域进行了诸多尝试，并在主流电影市场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最佳拍档》、《最佳拍档：女皇密令》、《英雄本色》（电影工作室与新艺城联合出品）和《八星报喜》曾相继打破香港票房纪录，在竞争激烈的电影文化市场上缔造了一系列神话。新艺城的成功绝非偶然。在其缔造的神话背后，是一套自成体系、符合时代潮流且至今仍能给华语电影以启迪的市场策略。

选题策略和类型策略

    1978年至1982年香港新浪潮电影运动期间，一批在艺术上勇于实验和创新的影片得以问世。但新浪潮之后，香港独立制片公司赖以生存的东南亚电影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新加坡开始把资金主要投向香港电视连续剧，泰国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限制进口配额等原因而让港片在泰国举步维艰，越南市场则由于政治原因而丧失殆尽。因此，香港独立制片陷入低谷，艺术性和思想性较强而商业性薄弱的电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香港电影步入了更加商业化、市场竞争更趋白热化的历史时期。在如此严酷的生态环境下，新艺城采取的最主要的一个选题策略，是密切跟踪世界影坛的热门题材，以力保票房赢利。自1962年第一部《007》公映，至1981年，《007》已出品了12部，风靡全球。而从1981年起，新艺城就戏仿《007》，推出了《最佳拍档》系列。

    新艺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的改编和翻拍，并不是简单化地将故事发生的空间挪移到香港，再将片中的角色置换为香港人。以《最佳拍档》为例，该系列没有停留在对《007》系列影片的简单模仿上，而是从精神内核上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写。《007》的主角詹姆斯·邦德是被神化了的大英雄，《最佳拍档》的主角之一却是相貌滑稽的光头佬，说着一口方言（在香港发行的版本中，他说的是潮州话；在台湾等地发行的版本中，他讲的是山东话）；他与另一位主角金刚可谓机智、滑头有余，却绝非勇敢无畏的大英雄。

    简言之，《最佳拍档》以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人生哲学解构了《007》系列电影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和精英主义，表现出浓郁的香港本土文化特色，并初步显示出这一时期香港电影颠覆一切权威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来王晶和周星驰等人的电影中被不断强化和升级，成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香港电影突出的文化特征之一。

    《最佳拍档》系列在市场上大获成功。其后，对世界影坛热门题材和卖座影片的本土化改编和翻拍，成为新艺城常用的选题策略之一。以《阿郎的故事》为例，该片的灵感就来自一部韩国电影，叫《我最心爱的人》。在翻拍过程中，新艺城特别注重影片与香港乃至亚洲观众在价值观和审美趣味等方面达成契合。这可以称为香港电影一种行之有效的“拿来主义”。

上篇 台湾电影

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递嬗

写实主义影音风格的建构

民族化影音风格的探索

解严初期的台湾电影

大相径庭的两道风景

追忆成长经验 思索生命流程——评侯孝贤的《童年往事》

秉持写实主义精神 谋求美与真的统一——析“悲情三部曲”

静观现实 禅悟人生——读杨德昌的《一一》

揭示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处境——论黄玉珊的《双镯》

台湾本土电影的一道亮丽彩虹——品魏德圣的《海角七号》

“后海角时代”台湾的励志电影

下篇 香港电影

香港喜剧片的前世今生

论新艺城影业公司

论林岭东导演

论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导演

许鞍华电影中的两性形象及其性别意识

附 录

亚洲银幕：跨文化的作者与跨国界的电影

论中外电影与黑色浪漫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