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朝时光而去
你来到这座城市一定是贪图艺术家的虚名，在劫难中投身艺术那将更糟，他会整个地毁了你。
——格非《陷阱》
后来，我如愿成为小说家。尽管我从不觉这个称呼多么神圣，但很多人在知道后，还是不禁谦恭地握住我双手，要我务必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平，呐喊出揭露黑暗和鞭挞时代的声音。这话当时听来，对我来说就好像亲眼看见了民国大街上游行的群众和挥舞的旗帜。对，“呐喊”这个词，就像是那个时代的鲁迅和闻一多，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这让我时刻感到羞耻。相比起为人生而艺术，我更认同为艺术而艺术。在人们的意识中，似乎前者才有资格承受小说家的桂冠，而后者，不过等同于小资或文青。他们中也有看小说的，拿着司汤达的《红与黑》对我讲，看，这写得多好，多现实，你要学习。我承认，这当然写得好，写得现实，但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仅限于现实主义，恐怕连司汤达本人也不敢苟同。小说家探究的方向不该是无限的存在领域吗？现实属于存在，但存在却并非只有现实一种可能啊。
可这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在那些认准了现实主义为小说创作最高要义的人面前，我的理论以及坚持，只能愈来愈多地招致不屑与非难。这还不是最恶劣的，不久前，某杂志发表了我一篇以某艺术家为原型的小说，这当然要不可避免地牵扯进他那丰沛的情感经历来——有些时候，谁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就是对那些伦理之外的两性关系存在下流的想象和张扬的渴望——尽管，在那篇文章里，我为了顾及艺术家的声誉，对其化名，但这依旧没能阻止艺术家对其往事的认领。随后，他就在报上撰文，刻薄地指责我格调低下。我当然没理睬，可在次日清晨，当一群鸽子刚从橙红色染向天边的朝霞里掠过，就有一伙身份不明的人闯进了我在河边的院子。他们二话不说，举起手中的棒球棍就对着房中的东西进行了打砸。巨大的动静惊退了河边一带觅食的黑天鹅和鲈鱼。周围的邻居闻声赶来时，只见一片狼藉，到处是电脑残骸、书籍碎片和花木断枝。在这场疑似打击报复的暴举中，睡眠中的我，当然也未能逃脱戕害。
我在医院醒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妻子。这个纤瘦的漂亮女人是一名大学物理老师，学科的严肃性赋予了她冷静理性的处事风格，但此次，她却眼泪涟涟地告诉我，我的右小臂被打折了。此前，她一贯认为我的职业与骗子无异，都是拿鬼话唬人。我虽恼火，但到底也没发作，毕竟，她真是被我用一天一封的情诗所俘获。从大一就开始，直到大四毕业，我几乎为她抄遍了世上情诗。这成了日后我被她指责为“骗子”的确凿证据——怎么会有像我这样无耻的人，连献给恋人的情诗都系抄袭，还口口声声说爱她之心天地可鉴。真相揭开后，时刻奚落我，就成了她的日常。而现在，当以往那副尖酸的嘴脸被心疼的泪水所嬗递后，她在我看来，整个人就仿佛被涂抹上了一层温情之光。这光照耀着，让我尝到了幸福的味道。我知道闯入院子的那伙人一定跟那个艺术家有关，因此，宛如凶手已被抓到，我抚摸着她的肩膀宽慰：“没事，没事。”
然而这温情，不过是误读，接下来，就像煽情表演到此为止，她立刻中止了流泪，迅速换上此前那副嘴脸，冲我大吼：“什么叫没事，你这人好自私，幸好晚上从不着家，否则我同你一样遭殃。”
妻子所言非虚，但并非全对。在此之前，我还遭遇过一次至今真相不明的噩运。在一个雨雾朦胧的天气里，我与她刚度蜜月回来，一下火车，就被几个阿飞打扮的人逼进了附近巷子的一处死角。妻子在我背后瑟瑟发抖，她以为我们遇上强盗，便将手机钱包悉数递上。但它们立刻就被他们哂笑着打落在地了。不为财，定是为色了，我伸开双臂护住妻子，可他们一把揪住我头发，把我摔倒在了软烂污泥里。妻子发出了绝望的尖叫，他们则扭头而来，将竹签子精准有力地扎进了我的指甲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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