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是社会学界公认的“华中乡土派”重要成员之一。长期从事政治社会学与城乡社会学研究，近年来研究重心以都市社会与城市基层治理为主。
累计在城乡社区开展田野调研1000余天，发表各类学术论文80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在《环球时报》《半月谈》等中央媒体发表评论数十篇。围绕社区治理话题，先后接受《新京报读书周刊》《澎湃研究所》《GQ》等传统和新媒体采访多次。撰写相关咨政报告获《人民日报内参》、新华社内参、中央网信办采纳数十篇，中央领导和湖北省领导等批示多篇。

本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业主自治、城市治理、城乡交错、对话“新社群时代”。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下沉等，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如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新社群生活等。如党建引领部分关注了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创新实践，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与陌生人社会相融合，党建如何转化为治理绩效等问题；社区治理部分关注到城市基层若干重要治理现象和地方实践，比如治理下沉、三事分流、文明城市创建等，提出了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等重要的创新性思考；城乡交错部分则聚焦都市与乡村结合和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社会地理空间的若干问题，探讨了城乡交错地带的治理特点，并对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郊区新城问题阐述了看法。

前不久，武汉一街道办事处举办社区工作者培训班。街道分管领导邀我去做交流，主题是“群众动员”。目前，湖北正在开展“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去年试点，今年全面推开。共同缔造的核心是群众参与，实现“五共”：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可是这个位于老城区的街道，社区书记们推动共同缔造的积极性不太高，动员群众动力不足，领导有点头痛，压力有点大。

群众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早就成为共识，社区书记们也都很认同，只是“非不为也，乃不能也”。长期以来，日益增多的行政任务早已让社区不堪重负，哪个书记不希望群众负起责任来，管好自己的事。问题是，动员群众参与太难了。尤其是老城区，老旧小区多，老人多，流动人口多，基础条件差，管理难度高。这些年，我跑了不少大城市，调研过几十个街道近百个社区，发现基层真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想方设法搞活动，让居民走出家门，走进社区，以至于不少活动都明显有些福利化了。许多宣传报道和经验总结喜欢用活动数量来说明群众参与度，这也就糊弄糊弄外行，搞实际工作的人，谁不知道这里面的水分。参与活动跟参与治理，不能说毫不相关，至少不能画等号。

所以，问题在于搞清楚，为什么动员群众这么难？然后才是如何动员？为什么这么难？我在交流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这本书“公厕风波”那篇的故事。那位社区书记不是没有做群众工作的意识，座谈会的形式也不是不好，只是她没有预料到“居民”到“业主”这个深刻的社会变化，她的适用于“居民”的传统工作方法，遭到了“业主”来自民法典的合法性拷问。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这几年强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许多地方搞“红色业委会”，甚至发文规定业委会中的党员比例要达到多少。在我看来，业主自治本来是实现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创新转型的历史契机，可类似这样的硬性要求反而是在延续老传统、老办法，社区实操起来并不容易。越是业主权利意识强、行动能力强的地方，社区就越容易遭到业主的合法性拷问。社区夹在群众（业主）和上级党委政府中间，左右为难。

在我看来，并不是群众没有参与，是政府和群众对参与事项和参与形式的认知不一致：业主积极行动起来搞小区自治，至今仍被有些地方看作“添乱”“惹麻烦”；政府搞活动，搞小区改造，大多数群众冷眼旁观，“与我无关”。湖北的“共同缔造”如今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按说，美好环境和幸福生活都是居民自己的事，可政府一来推动，责任主体就“偷换”了。基层干部也很困惑，本来是去推动居民参与来解决问题，实际上却成了上级在推动基层去解决问题。群众参与怎么考核呢？实际上是被问题解决效果替代了。所以，基层干部很着急。基层干部越着急，居民就越不着急。这也说明，用运动的方式来解决群众参与问题，反而会适得其反。本书讨论的文明城市创建，存在同样的问题。

群众参与不足，既有社会变迁的因素，也有基层治理中政府参与度的因素。这两方面因素，我在书中都做了讨论。社会变迁是内因，政府干预是外因。有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将二者置于对立关系，认为政府干预造成了以群众参与为代表的社会发育不足，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从社会退出。这种“强政府 / 弱社会”的框架太过简化，在我看来，现实并非如此。美国学者帕特南提出的“独自打保龄球”命题，揭示了社会变迁带来的大众社区参与衰落。缺乏社会资本的陌生人社会应对高度复杂化的社区性公共事务，这或许是所有现代社会必然要面临

的基本挑战。

实现参与的基本前提，是居民形成参与意识。参与意识来自哪里呢？来自内部激发，且主要来自问题或危机的激发。跟长期从事业主自治的实践者交流，大家有个共识，“不乱到一定程度，业主是不会关心小区事务的”。居民只有为自己的漠不关心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日常生活受到参与不足的反噬，大多数人的参与意识才有可能被激发出来。现在的问题是，问题或危机激发效应尚未显现时，政府便在“创文”“创卫”的压力下先急了，不惜动员公共资源和体制力量，去解决实际上属于各小区私事的问题和危机。有时，这还造成了社会公平感的紊乱， 多年前在绍兴调研时，一位社区书记说，“创文”时，政府把所 有“问题小区”都给兜起来了，居民就有意见了，因为“问题小区”大多是居民不交物业费的，他们得了好处，那些居民按时交物业费、平时管理好的小区反而什么都得不到，“这公平吗？” 缺乏内生的问题和危机激发，外部力量再怎么动员，恐怕都会

徒劳无功。从这个意义上讲，厘清社区性事务中政府与社会的责任边界非常重要。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权力越界，倒不如说是责任越界更准确。

具备了基本的参与意识，接下来就是产生有效的参与行动，这就涉及陌生人社会合作的集体行动。中国式小区的基本特点，就是居住群体规模较大，集体行动组织成本高，更加依赖关键群体，这里就涉及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比较微妙的部分了。完全对立起来，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大规模陌生人群体难以靠自身力量形成可持续的集体行动。管得过多，甚至以体制力量替代社会自身力量也不可取。我愿意将二者的关系称为“催化合作”，即政府承担集体行动中关键群体的识别、动员、保护和激励作用，并在后者力所不能及之处提供外部支持，此外并不介入具体的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类似于发挥催化剂作用，促成社会合作的发生。我在书中涉及业主自治的很多内容中，都对此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

以上，便是我想通过这本书向读者传递的最主要观点。

第一部分　党建引领

干部沉下去，党员站出来　

机关党员“双下沉”　

“双下沉”的问题　

党员代际差异　

支部建在小区上　

激活在职党员　

第二部分　社区治理

老旧小区的改造难题　

社区干部的烦恼　

被打爆的电话　

网格员的故事

权力密集的社区　

让一部分人先熟悉起来　

趣缘组织的治理意义　

三事分流　

纾解小区之困，亟需顶层设计　

第三部分　业主自治

公厕风波　

强人自治　

人格化自治　

社区性公德　

业主自治中的民主集中制　

破解高空抛物的治理难题　

社会治理共同体　

第四部分　城市治理

扬尘的烦恼　

综合执法进小区　

“创城”独角戏　

文明创建中的三重替代　

剩余空间　

垃圾分类要有耐心　

全周期管理　

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第五部分　城乡交错

城乡治理交错区　

郊区新城　

城郊青年的阶层突围　

返乡，新青年们的“价值觉醒”　

小城市的希望在于稳定　

第六部分　对话“新社群时代”

都市新邻里　

社区团购与社区生活　

社区应在联结与私密之间寻找平衡　

中国式社区是什么　

中国物业矛盾正在集中大爆发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