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球艺术史遇上东方历史文化——
更广阔的视角，更多元的方法，更丰富的议题！
从古代的绘画传统，到百年前的商业广告……
囊括考古、收藏、书法、礼器、建筑、园林等领域——
25位全球一线学者共读中国艺术！
《如何打开中国艺术》是“布莱克维尔艺术史指南系列”中国卷，重磅汇集25位艺术史领域全球一线学者，由包华石、蒋人和主编，巫鸿、白谦慎、杨晓能、伊沛霞、杰西卡·罗森、文以诚、卜寿珊……在此书中各以一章篇幅，梳理中国艺术不同面向的基本问题，以及有关研究的最新思考。
活字印刷为何没有满足中国的技术需求？荷兰印刷的黄金时代，与文震亨《长物志》反映的艺术收藏市场是否有所共鸣？欧洲“明暗法”传入后，中国肖像画的形似与神似又如何转变？铜镜的历史衰落与玻璃镜的时尚改易如何发生交叉？
尼采说：“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你也许能第一次看到海岸的全貌；再度靠近海岸时，你就强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你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
《历史学的视角》（选摘）
by 包华石（主编）
唐代诗人王之涣（688—742年）有诗云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人此处所指的并非海拔高度，而是说，更高的知识水平可以使人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对历史学家而言，更广阔的视角能够带来更抽象且理论化的观点，而接触不熟悉的领域能够激发这种转变。尼采（Nietzsche）也曾用同样常见的比喻表达过这种观点——“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你也许能第一次看到海岸的全貌 ；再度靠近海岸时，你就强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你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希望这本关于欧洲以外的艺术理论著作，能够启发人们对艺术史上广泛且基本的问题进行思考。
在西方的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本书各章节的特别之处在于：在从更高的视角重新思考艺术史学科的核心问题之前，每一位作者都会对这样一个问题反复思考——哪些关于中国的基本知识是非专业读者所需要的。本书的诸位作者不仅在其写作的章节主题中，而且在审视整个中国艺术史学时，都采用了更广阔的视角。大部分作者本身并不从事比较研究，仍为那些希望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必要的材料和分析。我们希望这本内容丰富的论文集能为艺术史及其相关传统文化领域的中国学者带来启发。为了理解本书在学术史上的意义，长期关注中国现代学术的文化政治，特别是艺术领域，应会大有裨益。
◎ 精彩书摘（二）
《中国艺术的 25 个面向》（选摘）
by 蒋人和（主编）
作为历史上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艺术一直是“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创造者，“文化资本”区分了社会阶层，并标识出那些控制财富、技术以及其他资产的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相同，中国的大部分早期艺术生产服务于世袭贵族。然而，中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从公元1世纪开始，私营部门在艺术的生产与分配中就扮演了重要角色。
伊沛霞研究了促进宫廷画创作的因素：制度结构，皇帝的参与，宫廷内外的京城艺术家以及整个社会上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受委托在皇宫中制作的艺术品，不仅包括宫殿中的建筑和家具，还包括确立宫廷文化的礼仪工具和服装、乐器等。在宋代，画院创作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画作以供皇室收藏，尚有一些流传至今。宋徽宗在位期间（1100—1126年），画院实行为期三年、共分六科的授课计划以及为毕业生授予官衔的评价系统。有常设的艺术家团队训练学生作画的正统风格和技巧。同时徽宗编纂了著名的《宣和画谱》，其中详细介绍了画家生平，以及归入不同艺术类别之下藏画的标题。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是研究画史的宝贵资源。这一时期，民间鉴赏和收藏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宫廷在艺术方面的兴趣和知识，并且影响了宫廷的趣味。其他皇帝也深入涉足了艺术生产、书画实践、诗歌创作。在后来的帝制时期，宫廷画院的这些制度基础以不同形式得以延续或复兴。
虽然宫廷收藏是艺术创作主要的赞助来源，这种情况在早期帝制时代初期便尤其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中国平民建立起私人的艺术收藏，并且支持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的作品。早在4世纪，可靠文献就记录了被公认为大师的艺术家及其为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收藏或委托的作品。在宋代，艺术市场蓬勃发展，而到了13世纪，受过教育的个人成为了私人艺术收藏的主体。张珠玉从彼此相关的区域、社会和经济动态的角度对收藏进行讨论，尤其提及了江南地区（长江下游南部，包括现在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以及江西和浙江两省北部）的重要性。艺术收藏是一项社会广泛参与的活动，其中包括渴望获得更突出社会地位的文人、妇女和商人。到了明代，印刷与通俗文学的发展满足了这种兴趣，为初学者提供了有关鉴赏、高雅的生活方式、著名藏品以及艺术家和画作的建议。张珠玉展示了16和17世纪达到鼎盛的艺术市场复杂多样的画面，由于艺术家、商人和藏家通力合作，共同服务于这个广阔的市场，仿制品和复制品大量出现 ，并且在诸多方面发挥作用。它们可以作为研究和模仿的范本，或者作为名家作品的昂贵赝品在大众市场上出售。本书中由徐澄祺写作的章节，即重点研究了与临摹和模仿相关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和术语。
最早出现于唐代的印刷术，推动了佛典的传播，而从10世纪开始，印刷术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朴锺弼详细介绍了明代印刷术的迅速普及，及其对大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由于更加低廉的成本和社会识字率的提高，作为一种商业活动的印刷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迅速发展，并传播到中国的广阔区域。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学习的众多考生，与不断增多的受教育女性，构成了市场的需求。到晚明时期，除了文学著作，关于文学和视觉艺术的理论与批评著作，小说和戏剧等带有插图的书籍，艺术与收藏画谱以及关于如何作画的指南，也开始广泛流传。在17世纪，出现了许多公式化的指南，是为那些试图通过文化修养的表象来提升文化资本的普通人编写的，以至于经常被知识分子斥为粗俗无味。这一时期还刊行了有关艺术家和诗人原创性的著作，进一步界定了“真实性”这一艺术理想，从而引发了更加深入且对个人艺术表达的内在源泉、创作自发性以及真正艺术鉴赏的探讨。
从早期帝制时代开始，发掘出土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即受到文人和藏家的关注，其中包括诸多媒介和各种用途的材料。宋代以降的藏家对于古代青铜器和玉器格外青睐。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在墓穴、窖藏、聚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古代物质遗存，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和私人藏家获得了这些材料 ，并在艺术史领域对其展开研究。最近几十年，重要的考古挖掘和报告提供了大量关于这些物品的结构及其墓葬原始位置的信息。杨晓能强调，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将这些物品置于其原始语境（original context）中加以考虑。他从为死者提供的各种组合——诸如食物与礼器、家具、服装与配饰——的角度 ，讨论了新石器时期到汉代一些主要古代墓葬中的发现。这些丰富的出土文物是更大型的包括地上建筑元素和附属陪葬空间的墓地或墓葬群的一部分。通过这些墓葬陈设的物理特征，我们可以了解随葬品的诸多功能，及其与死者社会和政治地位之间的关系。从时下艺术史学者的角度来看，人们可以从多个分析框架对古代器物进行研究：作为古代日常使用的物品，作为来生的准备，作为政治象征以及社会地位的标志，作为精美的个人藏品，以及作为全球文化下为公共教育而汇集和展示的博物馆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