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绘画艺术在照相技术问世前,一直作为记录人类社会生活痕迹的载体而存在。古代画家依据其自身的感受和体会,描绘着自然与社会中一切能够看得到的形象,以及从现实生活幻想出的形象。画家笔下的绘画题材数不胜数,从宏观的大千世界到微观的小众世界,从社会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到百姓家庭的日常琐事,从祖国的锦绣山河到生长于斯的一草一木,均被加以悉心、精彩的呈现。即便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即便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画家依然凭借他们生动细腻的笔触及高超的绘画技法,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活场景呈现在他们的画卷中,使后人凭借这一幅幅生动形象的历史画卷,来感受过去祖先的生活状况,并在画卷中畅游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
木版画在中国绘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描绘的内容题材,常常呈现出画作当时的社会场景,以及其他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风貌。如此看来,木版画俨然成了珍贵的写实性史料,我们能够借助这些作品,走进它们所处的时代,深切感受那个时代的面貌风采,触及那个时代的脉搏。在这些画作中,画家对家具及其陈设的精心设计描绘,恰恰反衬出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切身感受,映衬出他们所处的真实社会场景及浓厚的各色生活氛围。正因为如此,画中精心描绘设计的室内场景和家具,也都传递出与那时相关的各种重要信息,家具成了真正的文化载体,被赋予了历史性、阶级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通过家具的形态和功能,我们可以窥探出先人的审美特征和生活方式;通过家具的装饰手法,我们可以感受到先人丰富的精神世界;通过家具及其饰品的搭配摆设,我们可以找到先人所遵循的各种规章礼制。这种热爱生活、善于不断探索未知世界的民族特点,都在古代的家具及陈设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第一节相关概念
一、《列女传》
《列女传》为中国历史*悠久的妇女史册,成书于西汉时期,由刘向所著,共记105名妇女事迹,不仅方便了后人通过文字来了解当时社会的女性风采和生活场景,同时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该书开创了中国文学女性群体塑造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仇画列女传》
明万历年间,一部新的妇女专史一《仇画列女传》诞生了。该书是明代文学家汪道昆在刘向校订后的《列女传》之基础上增补而成的,这次增补,大大扩充了《列女传》在内容上的广度,西汉至明朝期间发生的、封建礼教认为可歌可泣、大书特书的故事传说都被加了进来,值得关注的是,大量平民女性旌表故事也被加了进来。与以往的绘本故事中女主角阶层过于集中于上层社会的特点不同,《仇画列女传》出现了一定的亲民特征,明四家之一的仇英为该书加持增色,特意绘制了精彩的插画,因其线条柔细飘逸、画面风格雅致秀美、细节绘制精准到位,而被历代推崇。
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仇画列女传》有过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的光辉过去,长久以来,鲜有人对其再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社会文化较丰富和发达的今天,该书所蕴含的巨大价值才开始引起一批又一批学者的关注。本书将对《仇画列女传》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与《仇画列女传》的作者、内容、版本等内部因素进行比较探析,以期能够找到开启《仇画列女传》文化宝库的钥匙,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仇画列女传》所讲述的故事传说,以及更好地欣赏仇英的天才绘画艺术,特别是其中精彩纷呈的家具及细致用心的居室陈设方式。
(一)外部环境概述
1.印刷制度的规定
洪武初年,明太祖为鼓励刊印书籍,支持文化教育,推行了一系列举措,这些举措对于书籍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体包括适当降低书籍印刷要求、免除笔墨书籍税、各地必须礼聘贤人、学院不得设置无用之虚文等措施。
另外,朝廷还颁布了收集全国范围内遗落书籍的条令,并将收集来的遗落书籍进行印刷发行,富含教化意蕴的《仇画列女传》就包含在其中;朝廷还非常重视普及建设类书籍,如古代建筑科学巨作《营造法式》和宋金元时期治理黄河水患、修筑防汛设施的专业著作《河防通议》等都被大量刊印。
2.轮班匠制的废除
明代早期,为了恢复社会经济,满足朝廷统治发展的基本政治需求,朝廷创办了大批织造、冶炼手工业作坊。明代中期以后,为了推动这些行业的发展,朝廷废除了轮班匠制,推行匠班银制度,即允许工匠以缴银代替劳役。制度的改革使原本僵化的轮班制和住坐匠制得到了改善,优化了当时的工匠制度。成化时期,全国各地陆续颁布了匠班银制度,但凡即将服劳役的工匠,只要同意个人出银,就无须去京城服役,而出银多少取决于工匠所在的地区离京城的远近,如南部工匠每人每月出九钱,北部工匠每人每月出六钱,不愿出白银的人仍旧当班。①工匠对当时的产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工匠的技术水平和从业人数均直接影响产业的发展,在该制度下,嘉靖时期的匠人可以放心大胆地自由工作,这对当时刚刚成长起来的民营手工业起到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并为后面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3.劳动力的增加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后,明中后期的社会经济有了好转,农业、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和集镇也开始越来越繁荣(表1.1)。与之相对应,一大批私营手工业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在江南地区,到处都能见到民间刻书坊。从地理分布来看,主要以金陵、杭州和建阳为代表,这也反映出当时印刷业在江浙、福建等地的发达程度。这些地方也恰恰是中国历史上诗书科举兴盛、手工业高度发达的地方。
一方面,地域的经济发展推进了当时的城镇化扩张和进程。城镇化的发展吸引了各类技术型人才在此停留,创业奉献,其中不乏大量技艺水平较高的工匠。为了谋生,这些技艺精湛、刻书经验丰富的工匠加入到刻书坊做事,而一些没有工作经验的农民则加入到书坊的培训班学习技艺,成为书坊的后备人才。此外,由于个别中心城市的繁荣发展及出版需求,许多外地刻书匠纷纷涌入,如万历年间,徽州地区声名赫赫的刻书匠黄氏家族,就将其娴熟的技艺带到了苏州等地寻求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印刷技术的提升。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农村,土地吞并现象日渐严重,大批农村人口不得不背井离乡,把生存空间转移至城市(表1.2)。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在其《四友斋丛说》中就对此类现象有过明确记载,他在书中描述道:“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①劳动从业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使诸多手工业的劳动力成本大大降低,对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刻的《弘明集》的开头就描述过当时刻字的时价:“刻一万二千一百九十个字,只需银两六两三钱二分七厘。”②反映出当时刻价低廉,印刷业利润可观。毫无疑问,这些成本因素对印刷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明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印刷业迎来了发展高峰。直隶太仓之嗜书狂人陆容在其撰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中记载道:“宣德正统间,书籍印刷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①从这段文字描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印刷业的发达。明人周弘祖据其见闻所编撰的《古今书刻》,著录明代著名图书2000余种。②明代刻板印刷业承袭宋元老练的版刻技艺,不仅印刷价格低廉,而且在做工和技艺上有了大幅提升。
一直以来,《仇画列女传》便作为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经典读物而存在,在印刷工艺的提升下,出现了更多图文并茂的版本,于是,原先空洞乏味的说教内容随之变得形象生动起来,从而激发了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对其的阅读兴趣。
江南民间印刻书坊大量出现的境况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明初金陵(南京)书坊刻书活动并不活跃,洪武至正德近二百年间的书坊不满10家,而嘉靖至万历末近二百年间,民间书坊的数量就猛增至34家。足见嘉靖、万历年间是金陵坊刻史上发展极好的时期,此后盛况不再(表1.3)。
4.字体的改变
明神宗时期,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通俗小说在坊间逐步盛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大大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追根溯源,其发展迅猛*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字体的改变,即匠体(或称为宋体)字的使用。
匠体字虽被士人以呆板、恶劣嘲之,但并不妨碍其在印刷业上的顺利发展(表1.4)。此种字体的采用使工匠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做工的速度较之以往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满足了人们对印刷品快速增长的需求。之前刻书采用的名家字体,普遍要求刻字者须注意书法抑扬顿挫的节奏韵律,*好刻字者能够具有较为深厚的书法功底。由此可见,原来的书坊雕刻程序较为繁杂。匠体字出现后,因为字体统一,标准刻字工艺由复杂变得简单,字体结构上的横细竖粗,以及弧度连接的起承转合,对于刻字匠来说不仅更容易雕刻,更重要的是可以做到自写自刻,这一点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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