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性格、关系、系统、生理、遗传等因素的探究
戴维的父亲在被单位开除后，在南方某城市做了一年多的出租车司机，然后就长期呆在家里。到戴维来寻求心理咨询的时候，他父亲已经在家里呆了快二十年。虽然父亲抱有这种生活态度，但在戴维咨询的两年时程里，戴维从未抱怨父亲未能承担养家的责任。他在咨询室里所表达的对父亲的不满仅限于父亲在他学习的时候从背后盯着他这件事上。戴维这样形容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家里好像没有他这个人。”但是戴维的表情和语气显现出的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看不出愤怒的情绪。整个的咨询过程中，戴维对父亲的态度基本上如此。在戴维眼里，母亲是强势的，父亲软弱，占下风，戴维对他似乎是同情的。笔者并不想推测戴维一定有一种压抑到无意识中去的对父亲的愤怒。假如来访者如经典精神分析所认为的必然存在“阉割焦虑”，笔者的感觉是，来访者的这种焦虑及其引发的愤怒主要地是指向母亲的。
戴维的父母经常吵架，每个星期都要吵几次。即使是现在，他们都已五十多岁了，仍在吵，仍然是每星期好几次。吵架的缘由都是日常琐事。戴维的母亲总觉得丈夫做事达不到她的要求：倒完开水，水瓶不放回原位；水果没有洗干净就端出来；从外面坐公共汽车回来，没有换衣服就坐到沙发上去。她会对丈夫的这些不讲究的行为一遍又一遍地抱怨，“你怎么又这样了”，“怎么又那样了”，“怎么老不听”，“你就是个做事稀里糊涂的人”……戴维的父亲有时就听她唠叨而不反驳，有时忍不住反驳她，说她穷讲究，此时戴维的母亲就更加生气，说她怎么穷讲究了，说她辛辛苦苦为这个家，你又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
小时候每当父母这么争吵，戴维就感到害怕。随着年龄增长，害怕的程度降低了一些，但是忧伤、厌恶的情绪有增无减。戴维现在最看不得别人吵架。如果同宿舍的同学吵架，或者在街上看到有人吵架，他就会心跳加快，心情烦恼，想赶快逃开。
母亲对于秩序和清洁的要求比大多数人要高。在戴维的记忆里，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对秩序的要求比得上他母亲。家里每样东西都要放在固定的位置，如果一件东西找不到，她会不惜花几个小时“疯狂地找”——即便它并不是特别重要，甚至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在清洁方面，母亲的要求算不上最高的，家里的物品有时候蒙上厚厚的灰尘她也无所谓。以前戴维认为母亲有洁癖，但在接受心理咨询期间，戴维发现母亲在意的并不是清洁，而是“污染”。母亲对手、食物、衣物的清洁非常在意，担心它们会染上细菌，导致生病。家里的筷子和碗每天都要用开水煮过，即使家里并没有请客，而且家庭成员里也没有谁患有传染病。
三年级寒假回来，戴维告诉了笔者他在家观察到的情况。有天晚上他和母亲睡在一起（从小到大，他都是和母亲睡在一起的。戴维说他一个人睡不着，失眠。），睡梦中醒过来，发现母亲把一个手指放在鼻孔边。他母亲告诉他，他睡得太沉了，让她担心——他妈妈用手指试试他还“在不在呼吸”。
笔者在多年的咨询工作中，碰到好几个类似的描述：母亲担心熟睡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用手指试试孩子是不是“还有气”。这几个个案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研究生，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容易焦虑，性格依赖，他们的母亲对他们身体的照顾无微不至，事无巨细。
戴维的母亲对戴维的关心，确切地说，其实是担心。她内心里的戴维正在遭受来自世界的威胁，她要保护他不被摧毁。在她眼里戴维是脆弱易碎的。
这位母亲秉持着这样的想象来对待戴维，戴维对自己的感知也就有可能是脆弱的。在一次咨询中，笔者请戴维画了一个以“我的世界”为主题的绘画。在他的画中，一圈高墙围住了自己和父母的家，高墙外是种种猛兽与野人。在高墙后头，是好几座朝向外头的大炮。在他内心里，家庭以外的世界是充满敌意的，他们需要很强的力量才能保护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因为他的出生，周围的世界对他的家庭的敌意——父亲马上失去了工作，母亲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戴维经常提到的“来自外部的威胁”，他更多地谈到的是他从上幼儿园到初中这段时间，在学校里经常是其他同学欺负和取笑的对象，一个原因是戴维的鼻子明显地有点“鹰钩鼻”——尽管他长着直头发黑眼睛黄皮肤。
在家庭内部，戴维觉得也得不到应有的和平。在他的“我的世界”的绘画中，高墙内的他的家庭成员之外，还放了一尊弥勒佛像。他希望这个大肚子宽容的神能给家庭带来平安。
事实上，母亲对戴维呵斥不断。相对与她对他父亲的唠叨，呵斥的原因不尽相同。如果戴维扰乱了她精心回护的秩序和清洁，她多少能够容忍一些（在这方面，她对丈夫比对儿子更严厉一些）。但如果他在地上吐了一口痰，她就会大声呵斥起来——这种呵斥让他害怕。
“什么事都得按照她的意思办。比如到了吃饭的时候，她一喊，你就得立刻去吃饭，不然就骂你。到了睡觉的时候，你如果不立即去睡觉，她也会骂你。你不洗手，她骂你。你看一会儿电视，她骂你。她恨不得就把你像木偶一样抓在手里，她要你怎样你就怎样。”不过她的呵斥更多涉及的是他的学习。戴维还记得，上小学、中学的时候，如果他做一些看上去不利于学习的事情，她就会大声呵斥他。一个比较清晰的记忆是：他在做作业，母亲做在她身后织毛衣，他偷偷拿出一本漫画书来看，被母亲看到了，她就大声嚷嚷。这种例子很多，但是要会议具体的时间地点事件却又很难，所有的印象汇聚到一起，是一个“叉着腰高声斥责的女人”形象。他用这些词来形容他十几年来在内心里构建出来的母亲的典型形象。
虽然戴维在咨询中所抱怨的家人只有这个母亲，而他最依赖的也是母亲。
在他看来，他的姐姐在考学方面比他顺利，但是在工作上并非如此。她是个非常仔细的人，做事也很认真，但总是感到压力大。在大学毕业之后，姐姐一度不想找工作，觉得到社会上工作会很难。姐姐在毕业半年后她回到家乡找到了一个事业单位的工作。
戴维的外祖父与外祖母的关系特别像戴维父母的关系。外祖母强势，固执，要求家里的事情按照她的意思办，外祖父则比较温和，比较没有主见。
如果把戴维画的“我的世界”从象征意义上去理解，把高墙内的部分看成他的自我，高墙外看成他的世界，这个场景与戴维二十多年人生经验有着自相似性：他面临的他人，总有不友好的一面，他们向他表达愤怒，为了他们自己的焦虑而控制他或者打击他，似乎理所应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因为成绩优秀被人佩服，被老师保护，被父母接纳。
戴维的完美主义和强迫性人格倾向
在咨询到第五次的时候，咨询师和戴维谈到运动在缓解抑郁情绪方面的作用。咨询师告诉戴维，心理咨询有一种技术叫“运动处方”。适当的运动对于缓解压力、平复情绪都有好处。戴维对此有兴趣。他说他已经很久没有运动了，上了大学除了上体育课就没有运动过。到他第六次来咨询的时候，戴维告诉咨询师，说他这个星期起初真的去运动了，但后来又放弃了。他本来计划每天晚上在学校的健身房举重三十分钟。戴维身材较瘦，他想练出一些肌肉来，这样也算一举两得。在学校健身房的第一天晚上，戴维举一边一个铁片的杠铃，到第二天，他就一边加了一片，第三天，又加了一片。这样一天一天加上去，到第五天，他就举不起来了。
咨询师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只有这样才能感到有所进展，“自己战胜了自己”。“每天都有进步不是很好吗？”咨询师问他在其他方面也有这样的想法吗。戴维说，除了早锻炼，还包括学习，在人际关系方面倒没有这种要求。“只要是自己决定要好好做的事情，就想越做越好。”“如果不能做到最好，还不如不做”
咨询师反馈说，愿意“战胜自己”，希望能够有所进展，这种进取心无疑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学业成绩，让他能够比较顺利地考入大学。通过练举重来锻炼身体，改善情绪，就是戴维现在要好好做的事情，既然要好好做，那就每天给自己更多的要求。似乎他一旦要认真做一件事情，就会拿出这种应对方式。
咨询师觉得，考Q大学，也属于戴维追求成功的目标上的一只放满了铁饼的杠铃，要么举起它，要么干脆就放弃。但是咨询师并没有把这个思考说出来，为时尚早。
在笔者的咨询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看到很多的年轻人用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如果我不能做到越来越好，我就退步了。”“我只能进步不能退步。”“如果我读书不能成为第一名，将来在事业上怎么能达到第一？”“我连考试都不能超过别人，我怎么可能成为最优秀的？”“我没有考上最好的学校，我很难成为最出色的人了。”
在大学生里——尤其是那种志向很高的学生里——这种想法却是司空见惯。在戴维这个案例中，咨询的大量时间是在谈论成功是怎么回事儿，谈论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在发生的事情，什么只是一些愿望何理想。当然这些在观念和价值观层面上的反思是在咨询进入到中期以后才比较多地进行的。
戴维的高标准，如果不能做到最好不如不做的倾向，要把事情越做越好的想法，提醒咨询师戴维可能是个完美主义者。咨询师让戴维填写了消极完美主义问卷[2]，得到问卷总分170分，根据该问卷的常模表格（感受的分析, pp. 407-412），戴维的问卷总分的累积百分比接近100%，消极完美主义特征极为明显，在消极完美主义的五个维度，“害怕失败”、“犹豫迟疑”、“极高目标与标准”、“过度计划和控制”、“过度谨慎和仔细”上累积百分比都在99%以上。
这本书是10 余位一线临床心理工作者共同智慧的结晶，它所关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来访者主要是大学生群体，这是因为作者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面对共同的工作对象，诸位咨询师又有着不同的受训背景和工作理念，他们分别从认知行为、精神分析、家庭治疗、沙盘（箱庭）治疗等不同流派出发，开展自己的工作。作者们在临床工作中有一个共同的态度，即把每一位来访者看成由身体、心理及社会角色共同构成的整体，尊重每一位来访者的复杂性和主体性。
在分析个体面临的心理困扰时，作者们既把它们放在家庭、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去理解，也注意生物—遗传素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既关心来访者的成长史，也关注他们当下的生活处境；既考虑到每位来访者的独特性，也不忽视群体文化及其变迁对个体心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