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伊冯娜·唐纳森怀孕8周的时候见到她的。别的医生都不太敢相信她的状况：她四十多岁了，身上几乎没有好用的器官。长期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让她落下了肾衰、心衰、中风以及一堆别的毛病。她一周要做三次透析。可是现在，超声图像上正有个小影子忽隐忽现。
如果病人想要孩子的话，我极少建议她们终止妊娠。只有在我确确实实觉得那位女性很可能因为妊娠或分娩丧命的时候，我才会建议她终止妊娠。但伊冯娜的身体几乎连日常功能都无法维持，怀孕于她而言就有很大的风险，分娩几乎肯定会要了她的命。再就是这个胎儿：伊冯娜用的很多药都对胎儿的心脏和大脑发育有害。没人想过换掉这些药，因为她的医生好像都没想过她会怀孕，没想过她也有性生活，也有欲望，也被人渴望。
现在，伊冯娜怀孕8周，我已经见过她两回了。我见过她丈夫，也在候诊室见过她大点儿的孩子们。当我终于把关于她这个病恹恹身子的各种资料都收集全了以后，我跟她说了我的看法：生下一个活婴的可能性很小，她很可能在怀孕过程中死去。为了保住她自己的性命，我建议她认真考虑终止妊娠。她冲我笑了笑，就像多年前有很多人告诉她她会死时那样笑了笑。“卡尔科夫斯基医生，无意冒犯。不过什么事都出不了。”
每次花好几个小时跟她和她的家人见完面—回答问题，指出不良后果，感觉伊冯娜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我会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办公室，筋疲力尽又没精打采。我会对同事说：“她错了。因为多小的事都会发生。多小都会！”
结果，我们都错了。我们也都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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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你知道你会需要母胎医学医生（maternal-fetal medicine doctor），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也许你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已经好多年了，或者心脏不好，或做过肾移植，你知道自己一旦怀孕就会是“高危”。也许你上一个宝宝早产了，或者你已经流产过好多次了，准备最后再试一次。在这些情况下，你知道你会需要一个我这样的医生—母胎医学专科医生［也叫MFM 专科医生，围产学家（perinatologist），或者更通俗点，叫“高危妊娠医生”（high-risk pregnancy doctor）］。我们是妇产科医生，进一步培训之后变成了母胎高危状况方面的专科医生。如果准备充分，也许甚至在你怀孕前很久我们就见到你了，对你的用药和患者管理做安排，这样一切会尽可能地安好。
但通常不是这样，你通常不知道自己需要我们。你完全健康，怀孕过程完全正常—直到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你33岁时怀上了第二个孩子，超声检查发现胎儿心脏的形状不太对；可能是也没什么危险因素和征兆，但怀孕27周你的羊水就破了；也可能是你只是觉得自己心脏有杂音，就去了诊所，但怀孕这个耐力事件暴露出你有很复杂的心脏问题，这会让你的妊娠和分娩有生命危险；还有可能，你是一个19岁、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出血太多太快，这时你就是产后高危妊娠了，虽然截至目前一切都处于低风险水平。
处理好以上每一种或者说所有状况，就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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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很少有人知道我的工作中会发生什么，因为在文化、媒体和艺术上，怀孕通常都是“从此过上了幸福快乐生活”的简称：没有并发症、细微的差别或值得探讨的东西。生育的体验对女性到底意味着什么？尽管它极其复杂，但我们的艺术和媒体几乎从未用任何真实的方式审视过它。
但我同时认为，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受其影响，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尽管我们可能确实没有对心脏病发作或癌症的细微差别进行充分讨论，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心脏病发作或者得癌症。但每个人都经历过出生。
在我们更大规模的公众讨论中，我们不会以任何实际或有益的方式讨论生殖健康及其可能涉及的各种并发症。我们掩盖它们，我们避而不谈，我们摆上粉色蓝色的气球，然后就那样结束谈话。事实证明，这种讨论深度的缺失带来了很多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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