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妮尔·奥弗里（Danielle Ofri），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美国医师协会成员，现任纽约大学医学院临床教授，在美国蕞古老、蕞大型的医院之一贝尔维尤医院担任内科医师近30年。
在行医之外，奥弗里投身于写作，文章常见于《纽约时报》《纽约客》《柳叶刀》《大西洋月刊》等，并出版了《病人说，医生听》《翻译医学：我与患者的旅程》《偶然的发现：患者教给我的医学技艺课》《亲密关系：成为贝尔维尤的医生》等七部著作。她也是《贝尔维尤文学评论》的联合创办人兼主编，这是美国di一本以医学为背景的文学杂志，致力于探讨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生命经验。
奥弗里被誉为“当今美国医学界蕞重要的声音之一”，受到凯博文、奥利弗·萨克斯的高度赞誉，所获奖项包括美国蕞佳散文奖、美国蕞佳科学写作奖、全国医学人道主义奖章及美国医学作家协会颁发的麦戈文奖等。

寻医问诊时，有多大概率会遭遇医疗过失？ 是医护个人疏忽失职，还是整个系统都出了错？ 不幸发生医疗事故，患者及家属该怎么办？ 进步与行善一直是医学界的主旋律，但有时，医疗也会出错，轻者延误诊治，重者致残甚至致死。著名医生作家丹妮尔·奥弗里投入数年时间，梳理历史，调研数据，采访医护、患者及家属，并反思自己近三十年行医经验，最终得出结论：医疗过失比我们想象中普遍得多，但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她真诚面对医患关系这一复杂问题，讲述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揭开医疗行业的沉疴弊病，例如森严的等级制度、固化的思维习惯、傲慢的沟通文化。怀着责任，她关注医学界应该怎样改良和防范，从个体、制度和文化层面为整个系统开出药方。怀着善意，她为每个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指南，教患者如何保护自己，教你我如何保护家人。

要是把过去两百年的医学史拍成一部故事片，那它将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冒险史诗。身穿白大褂的英雄们挥舞着听诊器和吸量管，用其医疗砍刀一举斩下疾病的头颅。屏幕上，卫生设备、抗菌术和麻醉会从天而降，将19世纪的疾病夷为平地。20世纪初，疫苗和抗生素会像手榴弹一样爆炸——将平民大众从传染大盗的手中拯救出来。我们为之欢欣鼓舞的超级英雄会大摇大摆地进入20世纪下半叶，旋即用360度的柔术——化疗、透析、抗精神病药物、输血、避孕、CT扫描仪、心导管插入术、重症监护室、他汀类药物、降压药、艾滋病治疗—进行攻击，杀死房间里的每条龙，而几乎从不回头看一眼。这部电影会是一条逐步战胜疾病的笔直大道，在你还没来得及把手伸到油乎乎的爆米花桶底，抓到未爆开的玉米粒之前，人均预期寿命几乎翻了一番。
不可思议的成功一直是医学界的主旋律。理由很充分！把曾经整齐划一的杀手变成过眼烟云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该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这个持续不断胜利的主题并没有为谈论医疗过失和治疗的不良结果留下太多空间。医疗过失和治疗的不良后果充其量只是我们的英雄昂首阔步前进时那令人厌烦的绊脚石。
医学并不是不检查错误。一个世纪以来，并发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Morbidity and mortality conferences，被亲切地称为M&M会议）一直是医学的一部分。M&M会议过去会，现在也会对治疗的不良结果进行正式评估。但是，我们医学英雄的粗犷的个人主义渗透到了我们对医疗差错的分析中，对此，我们通常的应对方式是，找出是什么——或者更多时候是谁——出现了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尽管如此，在这种不可阻挡的前进感面前，这些过错无足轻重。在医学研究不屈不挠的进步中，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
因此，清点医疗伤害从来不是医疗研究中一个蓬勃发展的领域，这不足为怪。医疗界白发苍苍的权威人士认为，卓越的医学艺术——在势不可挡的科学研究力量的支持下——所提供的照护服务堪称典范。事实上，最早发现盲区的人，反而是医学实习生。
住院医师罗伯特·莫泽任职于布鲁克陆军医疗中心，他是第一批认真审视医疗服务不足之处的人之一。在1956年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期刊》的论文中，他描述了“一些不采用某种医疗手段就不会出现的疾病”。这可能是第一篇调查我们临床医生所造成的损害的论文——虽然是以良好医疗保健之名。他把这篇论文命名为“医疗进步的疾病”，并发现约有5%的患者经历过这种疾病。
几年后，在耶鲁-纽黑文医院住院医师的一次晨会上，恰好讨论了这篇论文。当天出席会议的住院医师里有伊莱休·席梅尔，彼时他的主要学术成就是在位于布鲁克林波罗园的埃兹·查伊姆神学院荣获了一枚塔木德学习领域的金牌奖章。席梅尔突然冒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想法，即他所学习的医学在行善的同时，也会造成伤害。在培训期间，他开始在记分卡上做记录，记下任何他认为是由他提供的医疗服务所引起的并发症或不良后果。
经过三年培训，席梅尔被选为1960—1961学年的住院总医师。耶鲁有一个传统，要由住院总医师承担一个研究项目，席梅尔决定拓展莫泽的工作。莫泽回顾性地检视了他的病例，而所有的回顾性分析——好似事后诸葛亮（Monday morning quarterbacking）—都充斥着偏见。席梅尔希望在科学上更加严谨，前瞻性地研究这一问题。他会实时记录患者因其医疗护理而遭受的并发症的数量。“这在当时是第一个同时产生分子和分母的研究。”席梅尔自豪地告诉我。
开展这项研究的基层员工就是构成耶鲁医疗住院项目的33名住院医师。“很明显，这在外科服务中是行不通的。”他回忆道，轻声笑了。他感觉更加寡言少语的外科部不会热衷于摊开丑事。
从1960年8月1日起，每位患者的病历前面都贴上了一张表格。住院医师要记录下任何意外事件，即便它是由必要的和可接受的治疗或检查导致的。席梅尔特别排除了无心之失导致的事件（例如不小心抓错了药）。他更关心医疗保健本身带来的伤害。在接下来的八个多月里，这项研究持续进行，有一千多名患者参与进来。
住院医师记录了198名患者身上发生的240起不良事件。也就是说，约有20%的患者遭受了由医疗护理引起的某种伤害。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在医疗领域，没人能预料到，他们做的事情会伤害每五个病人中的一个。
事实是，在脏衣服部，亦即医学部，人们和外科部的人一样闷不吭声。席梅尔所在部门没有一个资深教员提出要担任该论文的共同作者，这在住院医师承担研究项目时可不是常有的事儿。于是，席梅尔独自撰写了这篇论文。
看起来，医学领域总的来说就不太热衷于摊开丑事。他被告知，“《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不发表这类稿件”。他这篇写于1964年的论文屡次被拒，最终发表在《内科学年鉴》上。
无论是席梅尔论文所谈的话题，还是“住院治疗的危害”这一标题都没有为他赢得多少人的青睐，尤其是在像耶鲁这样的常春藤盟校。一年前，他发表了一篇关于医源性疾病—也就是医生引起的疾病—的颇为挑衅的评论，就已经引起了医院领导层的不满。（那篇文章的标题起得很妙，叫作“作为病原体的医生”，很有讽刺意味）。当席梅尔在病例研讨会上介绍了他关于“住院治疗的危害”的研究结果后，医院院长把他拉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院长要求他解释：“你说的纽黑文医院的事情，是什么情况？”
“危害与医院的建筑无关，”席梅尔冷冷地说道，“医院并不行医。”他没再多说下去。

第一章 巨型飞机的坠毁
第二章 不确定性的汪洋
第三章 做出（或做错）诊断
第四章 发热
第五章 诊断思维
第六章 下降
第七章 为了记录
第八章 人为的后果
第九章 剩余时间
第十章 亲眼所见
第十一章 我们法庭上见
第十二章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第十三章 寻找答案
第十四章 带上大脑
第十五章 算总账
第十六章 那么，患者该怎么做？
第十七章 把事情做对
致谢
注释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