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麟衍（Leana Wen）博士是一名急诊医生，乔治·华盛顿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客座教授，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还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和 CNN的医学分析师。她曾担任巴尔的摩市卫生局长，领导美国历史最悠久、持续运转时间最长的卫生部门，将暴力和种族主义视为公共卫生问题，致力于对抗阿片类药物流行，并改善孕产妇和儿童健康。

温麟衍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后在牛津大学研究公共卫生政策，期间她还是罗德奖学金获得者。她在布莱根妇女医院和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完成住院医生培训，并在哈佛医学院担任临床研究员。

作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她被公认为现代医疗50位z具影响力的医生高管和领导者之一，医疗领域25位少数族商高管之一。曾获得美国公共卫生协会地方公共卫生工作z高奖，以及“年度政府公职人员”、“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等荣誉。2019年，温博士被《时代》杂志评为 100位z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今天是公共卫生拯救了你的生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这是温麟衍博士喜欢说的一句话。你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良好的公共卫生是看不见的。它只有在被忽视和资金不足时才会显现出来，而这一残酷的事实在COVID－19的破坏中变得前所未有地显而易见。 温麟衍一直在公共卫生的最前线工作，领导对抗阿片类药物流行、传染病爆发、母婴死亡率上升以及疫情中的虚假信息。温麟衍根据自己的深刻经历，详细揭示了公共卫生如何独特地包含科学、宣传、医学和政治，如何在保护弱势群体和维护社区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以及其在应对社会问题时的创新性解决方法，例如将枪支暴力视为传染病，将种族主义视为健康威胁。 温麟衍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独特的美国移民的故事：她和家人曾经依靠领取食品券生活，有时甚至无家可归。她在13岁上大学，从医学院毕业，在急诊室工作，获得罗德奖学金，并转向公共卫生事业。 《生命线》提供了扣人心弦的故事和无与伦比的权威，它是一本振奋人心的回忆录，一扇了解公共卫生内部运作的窗口，让人们认识到人人享有健康是一项基本的权利。

四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2006年，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决定选择急诊科作为自己的专业领域。急诊科的工作既能碰上常见病，更需要处置突发情况，我的个性适合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环境。

    急诊科吸引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这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科室，服务于每一位有需求的病人，不会拒绝任何病人。那还是在《平价医疗法案》生效之前，我从来不想因为病人的保险状况或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拒绝提供救治。急诊是医疗照护体系的底线。在这里我能够帮助最脆弱的人：那些需要维持生命的危重病人，以及那些无法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人。

    进入急诊科也是一个战略性的职业选择。我致力于从事卫生政策方面的工作，而急诊科能够让我发现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通过多年在美国医学生协会的工作，我已经认识到，如果致病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疾病本身，更在于医疗系统的不足，那么仅仅为病人提供照护远远不够。我有义务推动政策变化，帮助所有病人获得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在医学院期间见到的病人——比如埃里克，如果能吃得起癫痫药物，他本可以好好活着，抚养孩子。如果法律能够保障病人在生病时获得医疗照护的权利，那么托尼以及很多我童年时代认识的人，都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

    我还注意到，如果享有获得医疗保健的基本权利，人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在临床实习时，我照顾过刚刚年过四十的艾琳，她发烧了，到急诊看病。那时，她刚刚开始做肾透析，虽然发烧可能是由于季节性流感引起的，但肾内科的医生需要排除肾透析感染的可能。

    我问艾琳，她对肾透析怎么看，毕竟这是生活的重大变化，她以前一直在工作，也照顾着小孙子。而现在，她每周得花三个下午做透析。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说实话，当医生说我的肾功能已经完全丧失的时候，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松了一口气？”我问。

    “是的，松了一口气。或者说，挺高兴的。”

    艾琳告诉我，她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和埃里克一样，她也有“既往病史”，医疗保险的价格高得吓人。每个月她都要节衣缩食，购买降血压药和胰岛素。每隔半个月，她都会把药物减半，降低胰岛素的剂量，只有如此才能勉强维持服药。医生告诉她，她的血压和血糖水平并未得到控制，虽然她知道需要如何治疗，但经济水平不允许。

    她说：“虽然我开始接受透析，但这也意味着我有资格获得医疗补助了。”现在，艾琳不必再担心药物的花费。作为代价，她每周要被拴在机器上三天。她还需要做能力障碍登记，不能再工作，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照顾孙辈了。但至少她有了医疗保险。

    人们生病了，却对生病心有感激，仅仅是为了能够得到医疗照护，这样的医疗保健系统显然有些问题。这一“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照护系统”主导着我们的医疗体系。当然，提供“疾病照护”非常重要，急诊室的病人需要接受即时的、最高质量的治疗。但是，工作期间，我也在思考到底有多少病人本可以避免这样的“疾病照护”，支离破碎的医疗照护体系是否对此负有责任。换言之，如果医疗照护体系完善，病人本可以生活得更健康。我的工作在于治疗即时发生的“疾病”，同时也要努力推动长远的政策变革，提供所有人都能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

    我也逐渐认识到其他一些需要改变之处：决定个体健康状况的因素很多，而不仅仅在于人们享有的医疗照护，医疗照护体系以外的问题同样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福祉。

    这一认识源于国际卫生领域的相关工作经历。除了请假担任美国医学生协会全国主席的那一年，我还请假参与了一年的社区卫生工作。在美国医学生协会工作期间，我认识了安东尼·苏（Anthony So），他是一位医生，也是杜克大学公共政策学科的教授，激发了我对全球卫生的兴趣。他负责一个全球健康访问学者的项目，安排我到位于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工作，在那里，我参与了提升基本药物可及性的项目。我去了卢旺达，在那个饱经十余年前大屠杀之苦的国度，参加该国国防部的卫生项目，照顾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

    2007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参与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专栏作家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发起的“赢在旅途”征文比赛，有机会与他一起旅行，并学习新闻写作。尼古拉斯是一位出色的媒体记者，才华横溢，能够将全球视角融入新闻写作之中。即使读者远隔千里之外，读了他的报道，也能有所深省并付诸行动。我想近距离跟随他工作，尝试应用这种技能，提升自己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尼古拉斯和我还有另外的惺惺相惜之处。他和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曾驻中国工作。我的母亲很爱读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的粉丝，甚至将“Sheryl”作为我的中间名。我被选为征文比赛的两名获胜者之一，我既惊讶也荣幸，将与尼古拉斯一起去卢旺达、布隆迪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旅行。在刚果，尼古拉斯拦住行色匆匆的路人，询问哪里发生了屠杀。他们会指向某个方向，可能会说，“几英里外有几十个人被杀”。听到这些，正常的反应是避之不及，赶紧逃走。但这不是尼古拉斯的本能，他会走向事件发生的中心，一探究竟。正是这样，他才得以追踪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分享给全世界的读者。

    在一个名叫马勒赫（Malehe）的小村庄里，尼古拉斯请村民把我们带进一个受内战影响最严重的家庭。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小屋，我们看到一位只剩下皮包骨头、非常虚弱、几乎不能站立的年迈妇女，但她还并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

    她年仅41岁的女儿尤哈尼塔（Yohanita）境况更糟。我们被带到小屋后面，尤哈尼塔只有60磅重，躺在一张干树叶床上，瘦弱的身形还不及孩童，完全不能动弹。几个月前，士兵掠夺了家里的土地，她已经数周没有进食，濒临饿死。无法动弹，当我给她翻身时，我看到她身上有很深的感染性褥疮。

    尤哈尼塔是我作为一名新晋医生治疗的第一个病人，她所需要的治疗远非我们在村子里能够提供的。我们把她带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她输了液，服用了抗生素，深层褥疮也得到了处理。

    短期之内，她恢复得不错，但我们很快就发现，治疗手段太少，介入太晚。她去世了。死因是营养不良和感染，但这些是由于她周围的内战引起的。

    尤哈尼塔的死亡是场悲剧，在大多数读者看来，甚至有些戏剧化，但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稍显极端的情况，其实质与许多病人在美国所面临的困境别无二致。就在我见到尤哈尼塔几周前，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在圣路易斯照护过一位病人，因为肺积液，她几乎无法呼吸。她还患有肾衰竭，正在接受透析，但那一周错过了全部三次透析。通常带她去诊所的儿子被捕了，她没钱支付出租车费用。事实上，她也付不起医药费，家里的电也被切断了。

    她几近窒息，濒临死亡，并非因为她的健康情况已经恶化到必死无疑，而是因为她的生活状况。

    当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打断了我。他说：“你的工作不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如果工作的目标并非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就不要提出那些问题。”

    对于这样的表态，我已经习以为常。一直以来，我常常担心病人，并对自己的职业感到失望。我非常清楚病人家庭被迫做出的选择——在器官移植与吃顿饱饭之间，在药品和房租之间。我们怎么能否认这些取舍确实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同时，我也理解专业卫生人员所处的困境，以及主治医生所表达的观点。我们对这些社会因素无能为力，为什么非要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急诊室，我也遇到过患有心脏病的病人。我可以建议对方注重健康饮食，多做运动，但她也会告诉我，最近的杂货店要坐两趟公交车才能到，而且在街上走路并不安全。我还可以帮助一个患有哮喘的孩子，但一周后母亲又带他来看急诊，因为他们无力处理家里的霉菌。许多病人前来就诊，他们的境遇不仅仅是由病理意义上的疾病引起的，更是由医学范围以外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

    就人的健康和福祉来说，这些“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应该说是主要作用。研究表明，预期寿命90%取决于这些因素，只有10%取决于医疗照护服务。

    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恰恰在于改善影响健康的社会因素。公共卫生关注疾病预防，首要的工作是防止人们求医问药。公共卫生敦促政策制定者、卫生专业人员和病人把教育、住房、食品和交通都视为健康问题的一部分。公共卫生就是要维护和保障公众的健康。

    我以前并没有关注过这个领域，但我开始注意到，如果想为病人代言，发出最有效、最有力的呼声，需要两方面的关键技能。一是接受卫生政策方面的正式培训，进而帮助建立更完善的卫生照护系统。另外还要学习公共卫生的专业知识，进而改善决定健康和整体福祉的社会因素。

    许多知名机构都开展了卫生政策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培训。我心中的目标是牛津大学。

序言

第一部分  学习

一  吃苦

二  寻找归属

三  身着白大褂，握紧拳头

四  打开潘多拉的魔盒

五  为患者赋权

第二部分  领路

六  城市的医者

七  拯救生命

八  成瘾只是一种疾病

九  动荡与复苏

十  为公共卫生代言

十一 阻断暴力的循环

十二  追根溯源

十三  新的开始

第三部分  转变

十四  下定决心

十五  勇于尝试

十六  可以预防的伤害

十七  错误信息流行病

十八  公共卫生：看不见的手

十九  新冠疫情的切身影响

后记  生命中的重要一课

致谢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