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符号学和百科全书知识
如果对于福尔摩斯来说，看见意味着即刻知道，这是因为他确信（道尔也确保会提醒他的读者），在侦查工作中“知道”是在“看到”之前。“偶尔”，福尔摩斯向华生承认，重复了杜宾对于被迫观察的抱怨，“一个更复杂一些的案件出现，然后我必须东奔西跑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事物”。用自己的眼睛看事物总是会看到其他人错过的内容，侦探在存储和检索信息方面的广泛的百科全书知识和技能保证了这一点。“你看，”他对华生吐露道，“我有很多应用于这个问题并奇妙地有助于事情的特殊的知识。”（SS，第16页）福尔摩斯一眼就能够辨别任何已知品牌的雪茄或烟草的灰烬（SS，第28页），因为他已经把“了解事物”作为他的职业（“CI”，第254页）。在这项业务中，训练至关重要。“对于训练有素的眼睛，特里奇努波利方头雪茄（Trichinopoly）的黑色灰烬与金盏花的白色绒毛之间的区别，正如卷心菜和土豆之间的区别一样大”，正如任何人读过福尔摩斯的权威专著《关于各种烟草灰烬的区别》都会知道一样（SF，第110页）。“我已经训练自己去看别人所忽视的东西”（“CI”，第254页），福尔摩斯对他的一位客户说。重要的是不要忽视这一点，即福尔摩斯严格训练的不是视力，而是观察者：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数据存储和检索技术，他就不可能有演绎推理的惊人成就。福尔摩斯反复给华生指出观察和看见的关键区别—“你看见了，但你没有观察，区别非常明显”；“你没有观察到，但你看到了……我既看到也观察到了”（“SB”，第211页）—因此不是看得仔细或粗心的问题，而是知不知道去寻找什么和看向什么。
米歇尔·福柯比任何人更有说服力地描述了在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个19世纪新的想象空间的发现”。福柯告诉我们，19世纪的怪诞、梦幻般的想象力越来越多地被书籍而不是鬼魂占据：
鬼魂出现的领域不再是夜晚—理性沉睡之时，或者欲望来临前的不确定的空白之时，而恰恰相反，它出现在人们觉醒，不知疲倦的保持注意力、热心的博学和持续的警惕之时。从此以后，梦幻般的经历来自印刷符号的黑白表面；来自封闭和伴随着一连串被遗忘的词语打开的多尘的书卷；幻像精心地部署在图书馆的书库中，成排的书，标题排列在书架上，形成一个紧密的封闭空间，既把不可能的世界限制在这里，也释放了它。想象的世界存在于书和灯之间。怪诞不再是心灵的财产，也不是在自然的不和谐中发现的。它从知识的准确性演变而来，其珍宝潜伏于文件之中。
福柯自己是一个档案爱好者，他低估了19世纪奇幻文学的超自然尺度，我认为这与“印刷标志的黑白表面”产生的异象体验不相容。尽管如此，他仍然强调了这一时期的藏书癖冲动和新档案意识的兴起。在杜宾的故事中，光线昏暗的图书馆是逃离感性世界的庇护所；不同的是，福尔摩斯的图书馆是一个空间，在这里新鲜奇怪的事物在遇到外部世界之前变得非常熟悉，通过书面文字的转变，成为一个令人宽慰的先验亲密行为。“当然有细节要填写，”福尔摩斯有一次解释说，“但是我对所有主要事实非常确定，就像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它们一样”。（SS，第50页）对《月亮宝石》中梦魇般的符号学景观，专业和业余的调查人员偶尔会做出正确的推测，而且人们一直处于遇到一个空白的、谦逊的能指的危险之中，这个危险在福尔摩斯的故事中变成了一个符号学的梦幻之地，一个关于详尽百科全书知识和无限档案资源的幻想，确保任何线索都不会被忽视或误解。道尔使这个梦幻之地与空间有限的心理地形兼容，可能会小心翼翼地突破读者轻信的极限。在《血字的研究》开篇页中，有一段福尔摩斯向华生做出解释的著名话语，声称虽然人们能够学习的东西是无限的，但人们可以记住的却是有限的：
我认为人的大脑本来就像一个空的阁楼，你必须用你所选择的家具来装满它。一个傻瓜收进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木材，所以对他而言可能有用的知识被挤出来，或者最多也是混杂了很多其他东西，所以他就很难拥有有用的知识。现在，技巧娴熟的工作人员对于收进大脑阁楼的东西非常谨慎。他只有一些可以帮助他工作的工具，但是这些工具的种类繁多，而且排列整齐。有人认为这个小房间有弹性的墙壁，并且可以在任何程度上扩大，这是错误的。依靠它，有时每一次增加新知识，你会忘了你以前知道的东西。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要用没用的事实排挤掉有用的事实。（SS，第11—12页）
福尔摩斯在其他地方重申了这一点，突出了记忆和档案知识的共生关系，淡化了实证观察的作用：
研究可能会解决问题，这些问题使所有那些通过感官帮助寻求解决方案的人感到困惑。然而，为了使这项技艺达到最高水平，推理者应该能够利用他所知道的所有事实；这本身就意味着，你会很容易地看到，拥有所有的知识，即使在这些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时期也是一个有点罕见的成就。（“FO”，第300页）
书房中的工作为动手实地工作铺平了道路（并在某些情况下使得实地工作没有必要）。然而，获得所有知识是不可能的，但是，福尔摩斯提出了一个更可信的情景：
然而，一个人拥有工作中可能对他有用的一切知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已经努力去做了……我现在说的和以前所说的一样，一个人应该在他的大脑阁楼中放置他可能使用的所有家具，其余家具他可以放在图书馆的储藏室里，如果想要的话，他随时能够拿到。（“FO”，第300页）
侦探“大脑阁楼”的存储容量会受到限制，“图书馆的储藏室”却不会—特别是如果这个想象中的图书馆放置的不只是一个人所拥有的书籍，而且包括可以买到或借用的书籍。福尔摩斯对于哪些书放在家里和哪些书存在脑子里一样细心，通常他只会指向他的书架说，“请把你旁边架子上以字母K开头的美国百科全书递给我”（“FO”，第300页），他吩咐华生，好像是给他的私人图书馆员下命令。书店、档案馆和图书馆无法获取的信息可以从福尔摩斯的记录中找到：“多年来，他采取了一个给所有关于人和事物的段落附加摘要的系统，因此很难说出一个他无法立刻提供信息的主题。”当华生在福尔摩斯的索引中查找艾琳·艾德勒时，他发现，“她的传记夹在希伯来犹太教拉比和一位写过深海鱼类专著的职员指挥官之间”（“SB”，第215页）。福尔摩斯的索引是一个无穷无尽的信息来源，也是一种罗盘或星盘，是传记和参考书目的导航工具。
福尔摩斯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收藏者、贪婪的信息消费者、索引制作者，和关于如烟草灰烬和文身等一些生僻主题的专业知识专著的作者（他不得不写这些专著，并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成为畅销书，而是因为他无法忍受图书馆藏书架上的空白）。道尔笔下的侦探也会出现符号学焦虑的症状。在某种程度上，在福尔摩斯详尽的索引的字里行间，他对晦涩的知识领域的权威贡献之后（例如，福尔摩斯有可能想象出灰烬学和文身学），读和写的强烈欲望是一种机制，以应对新信息范围不断退缩的焦虑：无论人们知道多少信息，无论公共或私人档案馆有多少信息，总是会有新的事实被收集，被编入索引并整合到现存的知识体系中。无论是在大脑阁楼还是图书馆的储藏室，存储空间总是有限的。就像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动力一样，德里达写道，“档案始终有效，并且先验地反对自己”因为它把“什么是可归档的”限制为“什么值得归档”，排除某些事情以容纳其他事情：“所有档案室都有堆放东西的空间，都有技术的重复，都具有某一外在性。没有不具有外部空间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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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亚娜·K.克莱泽尔
《维多利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