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们对古人的书籍,必须具有我们期望于后人的这种同样的宽容,因为我们明白,人的习惯、风俗不会沿袭千秋万代,而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跟已经消逝的习惯、风俗相距过于遥远,跟现存的习惯、风俗过于接近,我们没有足够的距离来对两者作出正确的辨别。所以不管是我们的风俗中称为礼节的东西,还是我们的习惯中称为礼仪的东西;不管是我们的排场,还是我们的豪奢,都无法使我们对雅典人的简陋生活比对初民的简陋生活更加反感,因为他们的伟大是与生俱有的,而且不受此后所发明的万千事物的束缚——也许这些事物就是为了取代这种已经不存在的真正伟大而发明出来的。
自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完全的纯洁和高尚,而且还没有被虚荣、奢侈以及愚蠢的野心所玷污。在这世上,一个人只是由于他的力量或者他的美德而受人尊敬;人的富裕不表现在他的职务或者年金上,而在于他的田地、他的牛羊、他的孩子和他的佣人;健康和自然的食物,地里的果实,他的牛羊奶,他的简朴而统一的衣服,衣服上的毛料、毛皮,他的无伤大雅的享乐,作物的丰收,孩子的婚礼,四邻和睦相处,阖家太平安康。跟我们的风俗大相径庭的莫过于这一切了。但是年代的久远使我们感受到这些,而地点的距离让我们接受了各种记载或者游记书籍所告诉我们的有关远方国度和外国的一切。
这些书籍叙述我们所不了解的某种宗教,某种政权,某种吃饭、穿衣、建筑和打仗的方式,某些我们一无所知的风俗。那些与我们接近的风俗令我们感慨,而与我们相违的风俗使我们惊讶,但不管什么风俗都让我们感到高兴。与我们相距如此遥远的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并没有令我们讨厌,相反由于它们的新颖而让我们得到教益甚至感到欣喜。我们只要知道这些人究竟是暹罗人、中国人、黑人或者是阿比西尼亚人①就可以了。
但是在其《品格论》中,泰奥弗拉斯托斯给我们描绘的是雅典人的风俗,而我们是法国人,如果我们在这地域和气候的不同之外,再加上漫长时间的间隔;如果我们考虑到写作这部书的时间是在第1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期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314年,那么泰奥弗拉斯托斯所描述的这个雅典民族已经存在了整整2000年。我们很惊讶地在这部书中认出我们自己,认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敌人,认出跟我们一道生活的人们,而且我们很惊讶地看到我们跟相隔如此漫长时间的人非常相似。事实上,就心灵和情感而言,人并没有改变——过去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就像泰奥弗拉斯托斯书中所指出的:虚荣浮夸、伪善虚假、阿谀奉承、谋求私利、厚颜无耻、不识时务、褊狭多疑、谗言谤语、喜欢争吵、爱好迷信。
的确,雅典是自由的;雅典是一个共和国的中心,他的公民是平等的;他们彼此之间不会发生感到内疚的事;他们几乎是独自在清洁、平静、宽阔的城市中踯躅漫行;走进店铺,走进菜场,亲自购买必需品;宫廷的你争我夺不会使他们放弃普通的生活;他们留下他们的奴隶来伺候洗澡,服侍用餐,料理房子的内务,跟随外出旅行;他们让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在集市上,在庙宇内,在圆形剧场里,在港口上,在柱廊下,在一个城市中度过,而他们也是这个城市的主人。那里,人民集会讨论公共事务,这里,人民跟外地人交谈;而哲学家有时讲授他们的学说,有时跟他们的弟子讨论问题。所有这些地方都既是娱乐的舞台,又是办事的场所。在这样的风俗中存在着某种淳朴而符合民情的东西,我承认,这是跟我们的风俗不大相似的。但是,就整体而言,雅典人是多么自由,而雅典城是多么美丽!那是什么样的法律!什么样的管理!什么样的道德标准!什么样的教养!各种科学、各种艺术是多么尽善尽美!而在普通的交往和言语中是多么文质彬彬!可泰奥弗拉斯托斯,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谈到做了如此伟大事情的泰奥弗拉斯托斯,这个讨人喜欢的能说会道的人,这个言语谈吐出神入化的人,还是被人当作外来人对待。在市场他向一个女人买绿叶蔬菜时,那个普通女人就是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的,因为那个女人根据他缺少那种莫名其妙的什么阿提喀①特色,也就是以后罗马人所说的彬彬有礼的态度,认定他不是雅典人。西塞罗叙述说这个伟大人物惊诧不已,因为他在雅典已经终老一生,阿提喀语讲得这么流利,这么多年的习惯还养成了口音,可他还是无法具有普通老百姓天生的、毫不费劲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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