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用发现者的眼光一遍遍地在张掖大地上逡巡，只为寻找那一个个埋藏在土地之下的“精灵”之物。我翻遍了诸多的资料，在一行行解说里去想象它妖娆的身形，那一个个让人惊叹不已的美丽形象。
当它们从土地之下被挖掘出来以后，被放在那些玻璃展柜里，俨然新生的婴儿，叫人怜惜。虽然色彩已不鲜艳了，或有了一些残缺，但在世上绝无仅有。我们反复翻看，好像怎么看都看不够，爱不释手，是被它的美所吸引，还是被它静静的孤傲所感动？
你看那一个，器形浑厚、大器，它就那么站立着，俨然有将军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势。那黑色的线条恰到好处，网格化地呈现出它那个时代特有的美。这说明那个时代的人们已对几何图形有了初步的认识，几乎任何一个陶器之上都能找到这样或那样的几何图案——网格化的、圆形的、菱形的、三角形的、方形的等，似乎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最伟大的发现，无处不在地体现着这一发现。
除这些几何图形外，还有一种图案是经常出现的，那就是人纹图，这是远古时期彩陶中常见的一种图案。张掖的彩陶中也不乏其例。
在张掖市民乐县的东灰山遗址还发现了大量的谷物碳化物，说明在此地曾有过大量的粮食种植。据考古专家经过C14鉴定，民乐县东灰山遗址中的谷物距今约4500年。这说明在张掖45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农业种植，而且谷物的种类不拘于一种，有粟、高粱、小麦、大麦等，说明张掖的农业当时在技术上已经相当成熟。
农业社会的开始，也是人类结束游牧、定居生活的肇始，人们不再四处漂泊。定居之后，由于生活的需要，陶器成为一种必需品。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产物。陶器用来煮饭、喝水、打水、酿酒。这些陶器有大有小，大到有半人高，小到像喝酒的口杯。有椭圆形的、方形的、人形的，有瓮、罐、钵、鼎、壶、盆、杯，有可以用头顶的，用手拿的，还有手提肩扛的……总之，形状、用途都是不一样的。这些陶器大多是从墓葬中发现的，被当作冥器陪葬。
张掖最早的陶器为新石器末期四坝文化类型马厂彩陶。大多为红陶，是用本地红土烧制而成。在今天，民乐县灰山子遗址的高台上还散布着诸多陶片。不但在灰山子遗址，在张掖的黑水国遗址、张掖山丹的四坝滩和壕北滩遗址、张掖高台的六洋坝遗址等都发现了大量的彩陶。而且张掖发现的这些彩陶大多和仰韶文化马厂期彩陶较为接近，是甘肃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佐证。
在文化的发展上，张掖始终占据着主动性。张掖自古都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是人口的融合器，也是文化的融合之地。东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交流融合后，又向东或向西传输，继而在东西方发展成不一样的两种文化。而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则是扼据驻守的关键地区，贸易交流在这一地区广泛开展，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从民乐东灰山遗址中小麦的发现，以及陶器的表现形式就可以隐约看到两地区这种文化交流的最初形态。像东灰山遗址中发现的三角形顶盖是一种中亚文化的产物，而并非单纯的中国的文化形式。
新石器时期马厂文化类型彩陶在张掖的广泛分布，说明了在远古时期张掖就已经开始了人类活动。而这一时期的彩陶尤其在东灰山遗址、高台六洋坝遗址中大量出现过。像东、西灰山这样两个相邻的较大的部落来说，出现这样种类繁多的陶器并非偶然，而且很有可能存在陶器制作的作坊或窑址。在高台六洋坝遗址中，曾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了上千件陶器，有一些不完整或是没有烧制的，据后来一些专家推测那里可能存在烧陶的窑址。当时这些彩陶中一些较为完整的陶器被当地农民带回家中日常生活使用，保存下来较为完整的几件陶器则都是从新坝六洋村村民那里收来的。其中一件还被当地农户当作香炉，一直供奉在家中的供桌上。可惜的是，当时只有少数彩陶被农户带走，剩余的全部被打碎。而后来被农户带走的那些大多也没有幸免于难，被打碎后扔掉了。这可以说是一次文化的灾难，是一次对文化极大的破坏。
除新石器彩陶之外，在张掖分布最多的就是汉代和魏晋灰陶了。其中在张掖黑水国遗址、高台骆驼城遗址、许三湾遗址中挖掘出大量的灰陶和灰质彩陶。现在在临泽县建起的河西民俗博览园中展出的大量灰陶，据称大多都出自张掖黑水国遗址，并以陶瓮、罐、壶为最多。高台县骆驼城出土的陶器也基本相似，同样为墓葬陪葬品。但在骆驼城、许三湾出土的陶器中发现了许多龙纹或云纹彩陶。虽然画面颜色并不非常丰富，仅仅只有红白两种颜色，但整个画面显得简约大方。云纹一般呈白色，以红色落底，这样整个画面就更加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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