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河流》：
母亲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广东新会外海的陈家，外祖父陈鹿宾有12个兄弟，他们的父亲（即外太祖）和大儿子（母亲称大伯父）是清末同科中举的，一家在一个考场里出了父与子两个举人，这不仅在广东，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外祖父年轻时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农科。我曾问过外祖母（她的名字叫黄德联）：“外祖父为什么要学农科呢？”她说那时候中国的农业是个大问题，中国人吃饭的问题最大。我又问：“出国的费用怎么解决呢？”她笑着说：“还不是靠我的嫁妆和我做的女红，他说是跟我借。”当然外祖父后来也没有真的还。外祖母也出生于一个大家族，她从小与哥哥一起在私塾旁听，因此能识字，且写得一手好毛笔字。1966年上半年，我在四川眉山搞“四清”时给她老人家写了一封信，她用毛笔回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信中她连二十四节气都能倒背如流，还鼓励我要多了解农村和农民。当时的“四清”工作组组长是军队的老粗，他拿了信先拆开来看，看了后问我是谁写的，我说是我80多岁的外祖母所写，他很是感动，从此也改变了对我的印象。
外祖母活了93岁，一共生了12个孩子，前4个都是女儿（我母亲排老四），在我母亲后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不久又生了一个儿子。外祖父回国后，参与了仲恺农校的创建工作。多年曾任教务长的他，因连续生下众多子女，只靠他的工资也无法维持生活，于是他跟别人一起开办银行，还把何香凝先生的钱也吸纳了进来。后来银行破产了，据说这笔糊涂账至今也未还清。因为生活所迫和民族危机，我的姨妈和舅舅们大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外出谋生，并加入共产党。
日本兵侵占广州后，外祖父曾被要求出来参加维持会（因为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但他坚决不从，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穿着睡衣和拖鞋逃到澳门避难，后来他与仲恺农校的师生一起撤到粤北韶关的大山里继续办学。据说有一次，他自己一人外出爬山旅行，在瓢泼大雨中迷了路，三天三夜之后由几个农民把他背了回来，从此就瘫痪在床，抗战胜利后没几年就去世了。
那时候我的舅舅和姨妈们都在逃难和革命活动中成长，三姨妈带着最小的七姨妈在“国难幼儿园”中到处奔波，而二舅和四舅在他们十四五岁时就已成了共产党的交通员，除二姨妈和二姨父外，其他几个姨妈和姨父都是在革命的队伍中结婚的。但他们在后来的岁月中都过得比较平淡，只有我的二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过新会县第一任县长，后来一直担任佛山地委宣传部部长。二舅口才极好，据说连续七小时的报告，他可以完全脱稿，并且让听众听得如醉如痴。二舅母则任佛山市委副书记二十年之久。外祖母一直生活在他们家中，我的母亲每年都要带我们几个后辈去看外祖母，每次和外祖母团聚在一起，就跟过节一样快乐。
1986年我第一次出国留学前夕，曾回广州见了一次二舅，并与他进行了交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睿智的人，而从与他的谈话中我才体会到，父亲曾说的我的某些气质与二舅有几分相似。
我的二姨父曾留学美国13年，多次寄回钱让二姨妈去美国团聚，而这些钱都被挪作家用了。二姨父回国后一直从事民主运动，是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任该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和连续几届的全国政协委员，直到其去世。
新会外海的陈家，最出名的文化人是陈原先生，柳亚子先生在写到我母亲时提到过。在辈分上他应叫我母亲为姑姑，因为他是举人（大伯父）的孙子。我在北大读书时，母亲曾来过一封信说这位前辈去广州家里看望过她，并嘱咐我有空可以去拜访他，要买什么书也可请他帮助推荐。当时这封信被同宿舍的同学看到了，说我可以走后门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反而不去拜访他了，后来“文革”来了，就更想不起去看望这位文化名人了。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我原本有一个可以聆听他教诲的机会。后来我买了他晚年所作的散文集，特别是我每期必读的《读书》杂志，我知道这是他在“文革”后与其他一些老一辈文化人共同创办的，并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如今每当我买到新的一期《读书》，就会想起他，他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真心希望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和繁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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