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城》：
学绣花后，阿慧早出晚归，风雨不误，师傅教的努力学，师傅没教的偷着学，她不仅跟师傅学，还跟师傅的师傅学。师傅大她十来岁，师傅的师傅大师傅十来岁，年近不惑，是镇上的老师，有文化，有品位，很受尊重。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阿慧却没被难住，鞋垫、围兜、蚊帐经她的手会游出一尾雍容富态的金鱼，绽放两朵梅花，飞入一两只水鸟儿……
阿慧对色彩、线条、图案敏感，手又很巧，加之勤学苦练，绣花学了半年就出道了。她像师傅那样摆个绣花摊。摊位是跟店家租的，租金不多，每月才几块钱。她的摊一开张生意就好过了师傅。
这活儿远没想象的高雅和“上等”，跟织布一样辛苦。盛夏，钱库像被塞进了烤箱，她嗒嗒嗒狂踏缝纫机，汗珠顺脸滚下，淹住眼睛，一滴滴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雨天，雨滴噼里啪啦打在遮雨布上，雨被风扫落在缝纫机和绣布上……
阿慧渐渐由鞋垫、围兜转向了窗帘门帘、枕套被罩。她发现绣品市场有两大潜在需求，一是结婚用品，二是礼品，这两种活儿不仅要绣得好，还要绣得吉祥喜庆。阿慧在这件绣上龙凤呈祥，在那件绣上鸳鸯比翼，或绣松鹤延年，再绣上“天作之合”，或“金玉良缘”“白头偕老”和“寿比南山不老松”几个文字……绣品就像长出了腿，满街跑了。有的还没绣好就有人订下了。
河风趁夜色撩着阿慧的刘海。对陈家堡和钱库的人来说，温州像天上的月亮遥不可及。有许多人守一村终老，不要说温州，连平阳县城，甚至鳌江镇都没去过。若不是在平阳县买不到的确良绣布，要不是姨妈嫁到了那边，阿慧也不会去温州。
划水声像妈妈唱的催眠曲，单调乏味，催人入睡。早晨5点多钟，船到方岩下，像从梦中惊醒似的停在码头。这时，天已有点儿放亮，一船人顺着条石小道赶到去鳌江的码头。阿慧花一毛五分钱买支竹签，那是摆渡船票。渡过鳌江，太阳已从江面钻出来。她赶到客运站，坐上开往温州的客车。
客车驶进温州已是掌灯时分。姨夫骑自行车赶到码头来接，把她驮到仓桥街的家。这就是乡下人向往的城市？这就是高不可攀的温州？破破烂烂的街道，破破烂烂的楼房，一家一户挤在像抽屉似的房间，里边横的是床，竖的也是床。厨房、厕所几家公用，该“方便”的地方一点儿也不方便。似乎城市的特点就是公用，什么都是。
“你是平阳的？平阳还有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
城里人真会说话，姨妈家邻居的这句话说得阿慧心里甜甜的，美美的。
良言一句三冬暖，也许那句话让阿慧发现了城市的好。城市有电灯，夜晚万家灯火，一片辉煌，这是陈家堡没有的。不要说陈家堡，连钱库的夜晚都是漆黑的、死寂的。温州有柏油马路，钱库没有，马路上跑的汽车、摩托车、三轮车和自行车，马路两边的商店、饭店、学校、影剧院，钱库也没有。温州人穿得很洋气，哪怕劳动布工作服装，哪怕带补丁衣服也有形有样，哪像乡下人穿着粗粗拉拉的土布衣服，土里土气，窝里窝囊，像棉花包似的。
姨妈领阿慧下一次馆子，给她点了一碗两毛五分钱的猪脏粉。阿慧吃一口，哇，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酥烂软糯的猪大肠，滑嫩可口的猪血，还有细细的米粉，配上鲜美的高汤和几段大蒜叶，太完美了，奢侈无比。
在温州的小南门，阿慧把带去的粮票布票卖掉了，赚得百八十块。当时城里工人的月薪为三十元左右，百八十元相当于他们三个月的收入。粮票、布票是她挨家挨户收购来的，钱库有很多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买布？乡下人穿的都是自家织的土布，发的布票有人给点钱也就卖掉了。这是阿慧第一次倒卖票证，却有种轻车熟路之感。
“交通不便，人家没跑过，我们才有生意做。”采访时提起这事儿，阿慧说。
赚这么多钱，阿慧到食品店买块蛋糕，先犒劳一下自己。三毛钱一块，半两粮票，蛋糕入口即化，好吃得没边没沿儿。还得说是城市，陈家堡和钱库哪里能享受到这种美味？
听说有一位理发师在家里偷偷烫发。烫发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不允许的。可是，无产阶级的阿慧太爱美了，爱得忘掉了阶级。晚上，她摸到理发师的家，两条大辫子咔嚓、咔嚓就剪掉了。等她出来时已是满脑袋翻腾的海浪。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烫过头的阿慧得有一件好衣服。她在街上扯了一块粉红色布料，在裁缝铺做了一件像旗袍似的带大襟的、琵琶式盘扣的蚕丝棉袄。穿上棉袄，抄起镜子照一下，里边冒出一个女孩儿，小圆脸儿，笑吟吟的，既新潮时尚又有古典美。这要是走在钱库的街上，准会有女孩说：“阿慧，你跟别人就是不一样。”
她要给她们的就是这个感觉。
该买的都买了，钱花差不多了，她没急着回去。绣花生意除绣功精湛，还要讲究新潮时尚。时尚是液态的，流淌的，它像山涧的瀑布，自上而下，由大都市流到中小城市，再从中小城市流到县城和乡镇，末端就是陈家堡那样的村子。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