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霞，女，小说散文诗歌见于《天涯》、《作品》、《诗刊》、《广州文艺》等杂志。2014年参与拍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2015年登上央视五一特别节目《工人诗篇》、凤凰卫视《与梦想同行》、《冷暖人生》、《鲁豫有约》，走上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曾获深圳网络文学拉力赛优秀奖，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散文类提名奖，深圳睦邻文学奖2019年年度十佳，2019年“十大劳动者文学好书榜”，深圳青年文学奖等奖项。出版散文集《深圳纪事》、诗集《吊带裙》。

我的吊带裙

最后一个下午，我是数着时间过的，一秒，两秒……一分，两分……一点，两点……我看见自己幻化成了一只小鸟，等待着扑喇喇向高空中飞去。四点钟在我紧张的期待与热望中准时到来了，我的心快要跳出胸腔，我放下剪刀和衣服，离开自己的工位，走到负责人张好华面前——他坐在台面上，双腿摇晃着，我说，我走了。他点点头，跳下台面，往办公桌走去。我跟在他身后，这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四年来，我天天盼望着能逃离这里，当我真正要与它告别时，双腿却止不住地发抖，一股冷意爬满我的脊背，蔓延至四肢百骸，我甚至希望张好华像前面两次一样对我进行挽留。不过，这一次他并没有开口挽留，而且说，你帮我把这份加班申请表带到写字楼去。这意味着以后我将彻底与这个厂失去关系，原来所期冀的兴奋感突然消失得无彩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失落。我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解脱，可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要知道，平时我无数次想象过离开时的情景，仰天大笑或一蹦三尺高，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这种局面。这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这四年给我的印象加此深刻，在多年之后，我还清晰地记得那里发生的一切，它是我打工生涯中最痛、回想起来最有味道的一段光阴。它们时常像呼啸的台风一样，挟裹着一幕幕场景掀开我的记忆之门，使我泪眼朦胧。
读完初二，我就辍学了。在这之前，看到同学在公社学做衣服时缝出来的衣服，我怦然心动，也有意要学缝纫，想学会了我便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裙子，我觉得看到一条条漂亮的裙子从自己手里流淌出来是件非常美好的事。然而，这美好的想象还不及受孕，就被扼杀在了肚里。
爸爸妈妈以书信成为一场密谋的参与者与决策者，我置身事外，浑然不觉。某天妹妹从大娘家一边跑回来一边高兴地嚷着，哦，姐姐要去打工喽！我感到愕然，呆呆地没说一个字，像突然成了一个哑巴。我心中一阵震颤，有隐隐的恐惧，对于打工，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爸爸回来后跟我说，大娘的三女儿要去深圳，顺便带我去。我又突然恢复了语言功能，脱口而出反驳道，我不去打工。爸爸说，你不读书，不打工干什么？
我之所以反应如此激烈，不是少不更事，而是另有隐情。自从看了《外来妹》这部反映打工生活的电视剧后，我就对打工生活产生了排斥，它使我变得敏感而脆弱。我曾无意中看到爸爸写给妈妈的信，说妈妈打工的时间不会太长，让她跟林音把关系搞好，到时可以让她关照我和妹妹进厂的事。当时我想，我是不会去打工的。当我向班主任刘霞老师表示不上学时，她说，你这么小，不读书要去打工吗？我也想，我才不会去打工。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不属于打工一族。
几天后，黄昏时分，我和妹妹及另外一个小朋友在二叔的坝子里玩得正起劲，三姐叫我收拾东西，准备明早出发。我的笑脸顿时僵住，明知逃不过，却不曾料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迅捷而突然，就像琴弦“嘎”的一声断了，我陡然间失去了玩耍的兴趣，陷入惶惑之中。我的少年时光戛然而止。
爸爸和刘霞老师的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读书，一个是打工。他们在传递一条信息：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只能二选其一。不读书，便只能打工，这似乎是大多数农村少女唯一的出路。
爸爸和妹妹把我和三姐及她的男朋友一起送到了县汽车站，从头至尾，我恍如飘在梦中。当天没有买到车票，便到三姐男朋友的亲戚家暂住一个晚上，我无法表达出当时的愉悦心情。吃过午饭，到卧室午休时，爸爸和妹妹起身告别，我眼巴巴地看着他们，真希望他们能把我带回去，这时我的心像被针刺了一下，很尖锐地疼。下午，三姐的男朋友决定回他家住几天再走。有一天在一个梯形山坡处，我拿片树叶逗蚂蚁玩，一级一级地移上去。事后未来的亲家母笑着对三姐和她男朋友说，刚才我看见她在玩蚂蚁，还真是个孩子。可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就要踏上打工路，奔赴茫茫未知的前程。
1996年的秋天，我沐浴着阳光，踏上了深圳这块热土。14岁的少女，是含苞欲放的花骨朵，眉眼还没长开，脸上还带着孩子气的茫然与天真，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我皮肤黑、身形瘦、个子矮，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妈妈说我上楼梯像要扑倒下去。林音表姐的宿舍在妈妈厂对面，我暂时住她那儿。中午，我站在阳台上望着妈妈厂门口鱼贯而出的人群，写字楼文员张琼在厂门口看见了我，对妈妈说没想到我是如此之小的一个小娃儿。一个星期后，妈妈厂里招工，张琼没敢让我去写字楼填表，怕日本人发现我是童工不让我进去。我的所有证件都是从表姐处借来，张琼帮我办好入厂手续，帮我把厂牌、饭卡放在妈妈床上，我直接去上班就行了，感谢她的周到，安排我跟妈妈住同一个宿舍并在同一个包装部上班。
工衣没有任何款式可言，直筒式的，遮住了我娇小玲珑的身材，我的身体一下子变得臃肿，但它难以掩盖我稚气未脱的脸。我要牢记，从这一刻起，我的名字叫余真联，是这家日资企业的假名童工，在年满18岁，拿到身份证之前，要过隐姓埋名的生活。当城市女孩还在妈妈怀里撒娇，我已开始自食其力。
包装部一条拉七个人,拉头两个清线头的，中间一个人查后幅,一个人查帽子、袖子，一个人查前幅，一个人查里布，拉尾是一个总查。我被安排在妈妈那条拉上清线头，妈妈是总查，我们一个在拉头，一个在拉尾。指导工李水青可能是怕我和妈妈上班说话，一个星期后把我调到另外一条拉。
上班不能说话，个个面无表情，只顾埋头重复着手里的动作，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想什么，但我猜想他们也会想家想未来，人不可能没有思想。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安于现状，一种是希望改变现状。
上班也不能坐，一天要站十几个小时，进厂一个星期后晚上加通宵，仍然一分钟没休息，也没坐，有个女孩想打瞌睡，直叫“妈妈”。我虽然一抬头就能看见妈妈，但想到母女俩都在受苦，心里像吃了一枚酸涩的果子一样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