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济楚盐道中的一支——巴盐古道,北起西沱,历经王家、鱼池、石家、黄水、枫木入鄂西利川,经咸丰、来凤进入湘西龙山,经永顺、大庸(张家界)、凤凰到吉首及黔东南地区,涉及渝、鄂、湘、黔三省一市,蜿蜒1000多公里。
从以盐立国的巴国开始,无以数计的巴盐和来自更远的川盐汇集到这里,通过盐运力夫的肩挑背扛,由巴盐古道源源不断地发往湖湘地区。作为“川盐济楚”的重要运输线和武陵山区物资进出的重要交通线,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将之形容为“武陵山民族走廊”,更是武陵山区内部各族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
青石板上深深的杵印,蕴含着一幅幅消失的画面——土家人世代繁衍,耕田放牛,吼号子、吹唢呐、唱土戏、跳大神……一代又一代走过他们的多样人生。
《中国国家地理》如此定义:“巴盐古道是继古代中国丝绸之路、玉石之路、茶马古道、古蜀道之后的第五大古道,是维系川渝鄂湘黔边区土家、苗、汉等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又一情感之路、文化之脉。”
2016年5月18至22日,我们与西南大学历史学教授李世平、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文管所专家一起,沿着祖先的足迹,寻访背夫后人和文化遗存,打捞岁月沧桑,为您讲述巴盐古道的兴衰沉浮。
一条深沉厚重的历史之路
在历史的暮鼓晨钟中,巴盐古道历经销盐、移民和战争,生生不息。而最让这里声名鹊起的,当属清末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和抗战时期政府发起的两次“川盐济楚”运动。
时间回到1851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占了由清军把守的长江水道,切断了淮盐行销湖南、湖北的通道,导致楚地食盐告急。
消息传到了朝廷,咸丰帝坐卧不安。湖广总督张亮基向咸丰帝进谏,四川至楚地的盐道很通畅,既然两淮和广东的盐都进不来,何不从四川调盐?于是,“川盐济楚”的相关政策和措施随之出台。
一时间,从中坝转运至西沱的食盐与日俱增,连同它一起转运来的,还有长江上游和峡江其他地区的食盐,这些食盐转运至西沱,通过巴盐古道销往楚地。
食盐带来的蓬勃商机,让很多人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农民离开耕地加入背夫的队伍;商人倾尽家产开凿盐井、投资贩盐,巴盐古道在历史的推动下,进人一个黄金时代。
“川盐济楚”政策实施26年,这期间,四川仅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运送的食盐就达80亿斤以上,上缴朝廷各种课税约合白银6.7亿两。
抗战时期,巴盐古道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战时资金短缺问题,也为弥补两湖地区短缺淮盐之苦,国民政府发起第二次“川盐济楚”运动。
当时,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的开凿上。同时,国民政府还主动给盐商们提供贷款,鼓励他们在生产中大量采用机械设备以提高效率和产量。
史料显示,截至1941年底,川东盐务管理局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达42个,原湖北和豫南的淮盐销售地区均为川东盐务管辖区域,三峡井盐业进入“井喷”模式。1944年,仅盐税收入就占四川国税收入的60%,约占全国国税收入的25%。
“在‘川盐济楚’的国家行动中,巴盐古道承载着国家意志,并确定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地位。”李世平评价道。
一条生机勃勃的开放之路
古集镇、旧客栈、老院子……行进在青石铺就的“三尺道”上,这些深藏其中的历史陈迹,仍然在诉说着淡淡的乡愁。
西沱,一个长江边上的古老小镇,巴盐古道的起点和货物集散地。其因盐而兴的缘由让它表现出与中国古代传统城镇明显的区别——没有城门、城墙,街道以商铺客栈为主,衙门、寺院等建筑反而退让在街道背后。
1985年,《建筑》杂志曾评价西沱镇:集思想、功能、地形、空间为一体的古代民居城镇;2003年,西沱被列为首批十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08年,这里又被评为“巴渝新十二景”之一。
自由、包容、开放,这几乎是巴盐古道沿路集镇的共同特点。这个特点,在我们的探访中不断得到佐证——盐道上分布的建筑多呈现出以青砖砌筑,马头墙、西洋柱等元素形成的中两合璧式样;而在居民的服饰上也有明显的汉族、苗族、土家族混合的风格。
“巴盐古道就像一个生机勃勃的母体,不断孕育出沿路的集镇、客栈、院落,它们形成了庞大的文化、商业体系。”李世平说。盐道促成了城镇的产生,拓宽了人们的生存空间,城镇又吸引了大批的移民,从而形成了各族文化的交融与相互影响。
商业,是古道存在的首要元素;开放,是集镇保持活力的要诀;包容,则是古建筑群呈现出的人性化理念。
在巴盐古道上,我们意外发现,大部分穿心店的道路都是从主人家房屋的一楼穿房而过,这种开敞式的布局其实就是店主人免费为路人提供休息之处而设。在位于枫木乡的毛家老店,我们还看到露在室外的水缸和碗柜,那是店主人为让过路背夫方便饮用而特意设置的。
这种自由、开放的精神也渐渐内化为人的性格与气质,让“古道热肠”在这行走的江湖里得到了立体的诠释。
一条焕发新颜的传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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