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叔打了几次电话要我回去一趟，他在电话里说：“你是市报记者，又是咱村第一个大学生，叔心里这疙瘩全指望你了。”其实我只是20世纪80年代一名小中专生，村里人高看我了。从电话里我听出了根叔的纠结和苦闷。
星期天，爬了十八道弯，又驱车穿越了那条著名的挂壁公路，我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崖上村。这是一个美得不说理的地方，一年四季，天空湛蓝得使人窒息。望着乡邻们院前院后那些正在努力卷心的白菜，乡愁的烧疼瞬间包围了我。我们整个村子都建在悬崖上，地势险绝，清一色的石头房，石巷、石路、石磨、石碾，古老的风格被顽强地留存。根叔的“崖上人家”，更是悬崖中的悬崖，石屋的根基是从崖边第一块石头开始的。当年我的一幅照片引来了数不清的摄影爱好者，也有千里迢迢跑来瞄一眼扭头就走的游客。如今，这里已经提升为SA级景区，乡里县里市里都在争抢这块宝地。
根叔还是老样子，快七十岁的人了，身子骨依然如山枣木般结实，他给我让烟。几十年来他一直抽这个牌子的香烟：软蓝色的河南产的“散花”烟，他一直有勇气把这款三块钱一盒的香烟当作自己的口粮，尽管“崖上人家”给他挣来了意想不到的财富。当初来这个景区的客人，一半冲着挂壁公路，一半冲着他家的炖土鸡：在山坡捡吃松子、青草的走地鸡，肉质鲜嫩紧致、有嚼头，出锅时上面黄澄澄一汪鸡油。那时的景区还很纯真。
烟从根叔鼻孔里喷出来，汇入秋分时节清冷的空气中，根叔叹一口气，讲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他下山去镇里修理柴油三轮车，像以往一样，修车师傅一打开水箱就笑了：“崖上来的吧？”根叔很骄傲地点点头：用了五年的三轮车水箱里愣没一点水垢，就像“崖上人家”那些电热壶一样。修车师傅冷不丁问他：“听说你们一只土鸡卖到一百八十块了？”
根叔摇摇头，“五一”“十一”的时候，景区门口黑压压一片，部分游客排一天队都进不去。炖土鸡的价格也从最初的60元，依次涨到80、100、120、150元，并且一路飙升到180元。根叔狠不下这个心，一直标价88元。三轮车快修好的时候，那位师傅突然说：“你们卖的是假土鸡！”接着他告诉根叔，县里农贸市场送小鸡的在他这修过车，一整车宰好的白条鸡，全是鸡场淘汰的蛋鸡，都被送进景区当土鸡卖了。“一只蛋鸡不过20多块钱，收人家180，真敢要啊！”修车师傅愤愤不平地说。临走，他又指着修好的水箱说：“崖上的人心，不如崖上的水清啊！”
根叔像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脖子根都红了，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听了叹一口气，人心不古，乡邻们的确变了。刚才来崖上的时候，经过那个著名的小陡坡，晒满了玉米，多次上过电视的陈奶奶端着簸箕坐在门洞一块青石上。陈奶奶的脸是核桃壳颜色的，皱纹累累。有几个采风的艺术家冲她举起了相机，还有两个美院学生支起画夹。这时我看见陈爷爷从门洞里走出来，手里举着一只牌子，上面用粉笔歪歪斜斜写着：当模特，一次5元。
我问根叔这次要我回来做什么。根叔的指甲边缘上落了一坨烟灰，他说他心里憋屈得很。这些年来，一心想保证土鸡品质的他在后山用铁丝网圈了十几亩山坡。他没卖过一只假土鸡。客人并不买账，人家150元，他88元，很多客人摇摇头走了。那些家饭店门口都用笼子圈了几只土鸡，客人相中哪只就把哪只拽出来到厨房宰杀。一进厨房，小鸡的嘴就被铁丝绑住了。
根叔的表情很痛苦，他的身后是一棵被闪电劈开的古柏，树干枯焦，树顶却是绿意盎然。根叔摇摇头：去年，香菜涨到25元一斤，他仍然使用香菜，客人却没有叫好。最后，根叔仿佛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似的抬起头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写一篇报道，假土鸡的报道？”
我沉默了。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一年的蜂蜜事件。一对从信阳来的夫妇在山弯处支下100多只蜂箱，天天穿着防蜂衣在现场割蜂蜜，游客抢着买，甚至留下联系方式要求邮购。后来村里一个发小告诉我，那100多只蜂箱中只有30多只有蜜蜂出入，后面伸进山坳里的都是空箱。我一时很愤怒，就写了一篇报道。结果县领导找到报社，指责我在扼杀一个刚刚起步的景区，阻挠家乡的经济发展。再回村里，很多人见了我都绕道走。我为此郁闷了好长时间。除非我不想再回老家了，也可能涉及我的饭碗问题——假如我答应根叔的话。可是我又不忍拒绝根叔，根叔的忧患深深灼疼了我。我需要时间来处理这件事。这时已近中午，来“崖上人家”就餐的客人多起来，根叔带着几个家庭成员忙起来。
那天中午，根叔一共卖出6份炖土鸡，有一个长期在山里创作的老画家带着几个朋友来品尝，离开的时候冲根叔竖大拇指：“他们捆到一块，也不如你！”他对山里的农家饭庄了如指掌，他清楚那些鬼把戏。
当时根叔还在院子的地锅上炒最后一道菜，手掌与勺子的接触，在他的心中猛然唤起一股柔情。令他自己都吓一跳的是，泪水瞬间盈满了他的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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