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信”和“写信”
信最原始的功能是传递信息。鲁迅友人、著名学者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曾引用了一封北美印第安人“奥吉倍女子的信”，颇可寻味。那信实际是一幅图画，左上角画一头熊，是女子所在部落的图腾标记；左下则画一条泥鳅，是收“信”男子部落的图腾；另画数条曲折有致的线，表示行进的路径；三个圆圈表示湖沼；两个三角垛即帐篷，并在上面画有约会的标记。虽然这只是卡通式的图画，但信息很明确，那是女子召他前去的意思。自从文字创立以后，人们得以借助书面语言更加完整、丰富地表达思想感情，信件往来也逐渐成为交流的寻常方式。人们对于书信的称呼也日渐丰富，有“尺牍”“尺素”“信札”“鸿雁”“尺鸿”，等等，不一而足，但都着重强调着“传递”的意思。传递，自然是传递信息，内容为上。但是，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纸张的发明、书写条件的改善，写信这件事渐渐变成一种礼仪，其格式也慢慢讲究起来，词藻也慢慢丰富甚至华丽起来，进而形成了一种专门的文体。同时，写信用的纸张、封套等相关物件，也随之“化旧翻新，穷工极变”，尽可能地生发出更多的优雅情趣。再有，那书写的字迹，更是马虎不得，被上升到了书法的高度。
书信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间的交流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似要远胜于当面攀谈。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发觉中国文人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言的发展上，又特别喜欢写信，即便是住在同一座城市，而且离得很近，也常常是书信往来，而不见面谈话。时至今日，留存的历代名家手札，不少已成为中国古代书法的瑰宝，“二王”羲献父子墨迹（包括钩摹本）便是如此。清乾隆帝三希堂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皆是书信。尺素之上，虽只言片语，却满载着人世间的真情，文采飞扬，笔墨酣畅，使书信本身成为一件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品。书信的艺术审美特性扩大了其社会功能。名家书信中的语言兼具实用性和美感，往往被编成范本。清初就有一批选本出版，如李渔的《古今尺牍大全》、周亮工的《尺牍新钞》、汪淇等人的《分类尺牍新语》、陈枚的《写心集》，以及张潮的《尺牍友声》和《尺牍偶存》等。而那些名家尺牍的墨迹则被刻在石上，通过捶拓化身干百，作为法帖，为后世学书的典范。自北宋淳化三年（992）第一部丛帖《淳化阁帖》刊刻，到清乾隆十九年（1754）《三希堂法帖》问世，仅仅是著名的丛帖就不胜枚举，而原刊本加上翻刻本，更是数不胜数，竟然催生出一门精专的“帖学”——专门研究黑底白字的“黑老虎”之学。此外，古代文人对于纸张的要求已不再局限于质料，还通过染色、雕版刻印等手段美化纸张、丰富旨趣。好的笺纸受到文人青睐，用于题词作诗，也用于书信，唐代就有才女薛涛研制的“薛涛笺”，明末专门刊印有笺谱，《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笺谱》等都是名品佳制。
进入现代，社会转型，世风多变，洋墨水、自来水笔与传统墨锭、毛笔共存，机制纸与手工宣纸并行，古文、白话与外文杂糅，通信亦更加发达，现代邮政促使信件递送更加快捷、精准。一封书信装进狭小的封套内，贴好邮票，投入邮筒，化作鸿雁；千里之外，不数日即可收悉。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更加频繁，交流加深，信件数量陡增。然而在海量的通信中，能够在数年之后依然存世而未被销毁的，据专业估计不足百分之五，私信尤少。
因此，留存下来的名人信札，好的文字、好的墨迹，加上好的信纸，这种种因素叠加起来，是何等耐读、藏赏两宜的宝物。鲁迅，这位新旧之交的文化巨人、思想巨子，他用绍兴土产的“金不换”兼毫小楷写的信、他所用的特制信笺，在其文化遗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鲁迅信札，是载体，是艺术品，是史料，可供研究、解读，更值得欣赏。而在这些多元、综合的价值里，首先凸显的，是鲁迅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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