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关注当代“纯文学”被图像与媒体霸权边缘化、在后现代视野中如何面对现代性的困扰、沉重的中国本土性如何获得后现代的表达方式，以及“纯文学”写作如何在自我更新与历史开创方面寻求新的法则等问题。这些问题意义重大，涉及当代文学的一系列疑点与难点，是当代文学研究无法绕过去的。从这些问题出发，作者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变动趋势进行颇为独到的阐释，对当前“纯文学”面临的那些困境以及超越困境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舍弃抽象的理论表述，直接回到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通过对具体现象与文本的分析来揭示当代涌动的文学思想潮流。
序
第三卷由多本书加单篇论文合集组成，《不死的纯文学》是全本，其他 两本节选部分章节。《不死的纯文学》写作时间略早于《现代性的幻象》，之 所以放在第三卷，是因为它是由多本后来的著作合集而成。《不死的纯文 学》讨论了现代性问题，可以看到最初我对詹姆逊 2001 年在上海的演讲的 反应。詹姆逊在上海的演讲我并未到现场，是后来看到一组回应詹姆逊的文 章才觉得有必要深入关注中国的现代性问题。那组回应文章出自从事文艺学 研究的学者们的手笔，后来陆兴华有文章讥讽，虽然过分刻薄了一点，但说 的问题应该没错。诸位学者理解偏离了詹姆逊提出的问题。大家记忆犹新的 是 1986 年詹姆逊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讲“后现代文化”课，把詹姆逊视为 后现代的文化布道者，自然把他视为后现代拥趸；如今大谈现代性，这又 变成现代性的鼓吹者，又推崇起现代性来？事实上，正如我在文章《现代 性有什么错？》里指出的那样，詹姆逊原来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拥趸，如 今也不是现代性的推崇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詹姆逊是当代文化 的批判者，他不满资本主义几乎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把它视为晚期资本主 义的文化危机。用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一本书来说，他是在揭示“晚 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詹姆逊把所有的现代性现象都视为是对晚期资本主 义文化逻辑的屈服，看起来詹姆逊是不满现代性现象。他直接批评的潜在 对象应该是英国的吉登斯的第三道路和德国财政部前部长拉方丹解散欧元 的论调。他们作为曾经的左派，都屈服于市场经济的利益。似乎詹姆逊自 己还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或许是，但詹姆逊自己不会同意他是什么，他总 是对其他人是什么持讥讽态度。他说列奥塔骨子里还是一个现代主义者时， 半含讥讽，半含同情，后者表明列奥塔还是存有一点现代性情怀。詹姆逊显然保持有现代性情怀，那就是相信国家规划的力量，相信某种统一联合 的机制。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詹姆逊这些西方马克 思主义者信奉的理想，人类社会最终要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 义，这就是超级宏大叙事了。显然，詹姆逊从来不会做这样的正面解读，他 总是质疑批判那些反对统一体、宏大叙事的论调，对那些屈从于自由主义 市场经济，屈从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策和行动进行批判。他甚至惋惜中 国也搞市场经济，否则中国将是坚守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由此也可 见，詹姆逊的文化批判只是一种政治想象，他并不顾及实际。吉登斯和拉 方丹等人，都参与了国家政策的实际制定，要从实际出发，要解决现实问 题。吉登斯作为工党布莱尔的顾问，布莱尔经常问政于他，他的理论显然直 接影响执政时期的工党制定政策。中国搞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也是实事求 是，从实际出发。詹姆逊的文化批判犀利且宏伟，如同资本主义批判的华彩 乐章，不能不说他有相当的道理，但整体上他是左派的文化想象，无关乎 现实，无关乎国计民生，其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信念无疑是令人尊重的。
《不死的纯文学》还有多篇文学评论，我自己比较重视那篇《在“底 层”眺望纯文学》，这应该也是新世纪初最早触及底层写作的文章，我想解 决的问题是，新世纪随着全球化加速进入中国，中国的文学却出现另一番景 象，描写底层苦难生活的作品迅速增加，这显然是“新左派”的理论暗潮涌 动所致。但“新左派”的理论无法还原革命逻辑，革命的主体和革命的目 标定位都不能明确化和具体化。这对于文学写作来说，只留下写作苦难生 活的素材，为紧张而富有暴力性的底层叙事寻求叙事的美学要素，最后解 决苦难的困境却只能以暴力美学作结，其合法性、正义性和正当性都必然 暧昧不清。我有多篇文章都论及此主题，后来有一篇《审美的脱身术》关 于“新人民性”的论说也关涉此主题。这本书是这个时期写下的几篇理论文 章和评论合集而成，评论偏向于精短和即时性。那时是网络文学方兴未艾之 时，传统文学似乎末日将至，故而采用了这个书名，以标举某种坚守之意。
这卷文集还收录了几篇个人体验颇深的文字。十多年前写下的《张艺 谋的还童术》，国和并不主张收入，我坚持收入。它倒是记录了互联网早期 的现象。2004 年张艺谋拍摄了《十面埋伏》，网上骂声一片，我当时也看 了，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但觉得颇值得玩味。看到一边倒的骂声，张艺谋 当然也有该骂的地方，所有的名人都有承担骂名的义务，没有办法，枪打出头鸟，自古而然，这不是讲理的地方。我就随手写下这篇文章。我与张 艺谋素昧平生，但他对中国电影有贡献，主基调我当然是肯定他的。但他 又确实在这样的思想与文化、文学与艺术转型时期没有抓住要害，有做得 很不明智、很不高明的地方，我的文章有褒有贬，用反讽的笔调行文。多 数读者没有认真看我的文章，浏览一眼，就妄发议论。这是网络习惯的阅 读方式，不用动脑子。当然，他们不习惯我行文的方式，他们习惯于网络 语言 —彼时中国的互联网方兴未艾，还只是跟着起哄或谩骂。当时跟帖 大约有一两千条，在当时是一个热点了。主要是恶意横行的谩骂，同意的 旗帜鲜明（没有几个人同意，因为同意的人只是会心一笑），反对的一锤子 砸死。他们不习惯稍微复杂一点的态度，稍微以多种可能性容纳对象事物， 对象有可以肯定的地方，也有可以批评的地方。多年后，中国兴起粉丝文 化，这才真相大白，不是说道理，不是还原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只是选 边，拥护或反对，泾渭分明。所以，大多数读者在猜猜猜，我到底是肯定张 艺谋还是反对张艺谋？我有没有拿张艺谋的卢布？面对骂声一片的《十面 埋伏》，哪里容得下些微的肯定或略加分析一下的周折呢？这里收入这篇文 章，主要是记住那个时期的网络反应，那些发帖的粗野、恶意和自以为是。
本来试图从《审美的激变》这本书里节选部分章节，以求论题与《不死 的纯文学》能接上气韵。但看中的几个章节有些段落的论题恐会与其他论述 重复，只选用一章，其他或因文章篇幅，或因主题不同，只好割爱。但我还 是想借此谈谈这本小书。这本书反映了我对当代文学关注的视角，实际上， 这本书的书名“审美的激变”道出了我对当代文学的根本把握，那就是把当 代文学放置在激烈的变革中来阐释。这或许是我内心的渴望投射的产物，对 于大部分人来说，当代文学恒常如故，现实主义乃是其主流；在我看来，当 代文学暗潮涌动，且不说 80 年代中后期的现代派、先锋派的变革，就是 90 年代那些看似回归故事和人物的作品，或者说那些更加松懈的标举日常性和 叙事性的诗歌，都内含着张力十足的变革渴望。这种变革不是直面传统现实 主义的套路进行对抗式的批判，而是轻而易举就超过了，超过得如此轻松和 轻易，以至于我们认为它是恒常之态。我理解当代作家和作品的方式，在于 关注它们的变化，甚至那些细微的变化都令我兴奋不已，变化是文学“进 步”的必要方式。确实“进步”是我们不得不使用的令人懊恼的概念，但 它或许真的一直在发生着、存在着，在起积极的作用。起码对于乐观主义者来说是如此。当然，“变化”也是作家寻求个性，开创自己风格的方式。
以现在选入的几篇文章，以《现代性的文学想象》来命名这一辑，以 求“名正言顺”。主题都与现代性相关，也是我颇下功夫的文章。文章不 收入文集，似觉遗憾，是故替换《审美的激变》里的几篇文章。
《守望剩余的文学性》也是节选部分，这本书 2013 年由新星出版社出 版，也是列入一套丛书。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我解释了为什么命名“剩余 的文学性”，为什么要“守望”。今天我们显然面临互联网新媒体传播的时 代，并且视听会作为内容主要的承载手段，书写或文字退为其次。其实十 年前我就有一个判断，认为如今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视听文明”到来的时 代 —我是上升到“文明”的概念来理解的，传统的“书写文明”将要被 “视听文明”取代。虽然还会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但大趋势不可避免。 文学面临的最大的难题是在“视听文明”时代如何生存下去，正因为要面 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新文明的挑战，我们要困守文学和文字，要守望“剩余 的文学性”。其目的是尽可能维系传统记忆，警惕视听文明过度迅速泛滥， 导致传统迅速断裂或崩塌。正如口传文明经历了书写文明替代的过程一样， 书写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至少五千年，而口传文明在现代人创造文明 的历程中，至少经历了五万年，视听文明可能会存在远较书写文明长久的 时段。当然，书写文明也不可能在视听文明时代全面消失，正如口传形式 在书写时代一直存留一样，书写—文字形式在视听文明时代也必然要共 存，只是文明和文化传播的主导形式是视听形式。
很显然，这本文集表明了一种对文学的态度，一种在历史发展中审视 文学存在价值的一种立场。书名如同誓言，但内里的论说却是更多的无奈。到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历经百年历史的磨砺，它也越发老到，炉火纯青，无奈时代不属于文学，文学能给予时代的影响也同样有限。但作为文学中的人，除了坚守、守望并无其他选择。或许还因此多了一种末路英雄的悲壮。
陈晓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陈晓明，男，1959 年生，福建光泽人。1990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十多年。2003 年起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1 年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6 年至 2020 年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2020 年受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95 年至 1998 年曾在荷兰莱顿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等学府做访问研究和讲学。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出版有《无边的挑战》（1993）、《不死的纯文学》（2007）、《德里达的底线》（2009）、《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众妙之门》（2015）、《无法终结的现代性》（2018）等 20 多部著作，发表论文、评论近 600 篇。
2003 年获首届“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年度评论家奖项，2006 年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曾获教育部、北京市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若干。担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