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揭示了高度自律的文学场内在的生成结构：支配文学类型等级化的差异化原则；支配文学场的差异化原则；文学场与政治场之间的独立和干预。
文学类型等级化依赖两个差异化原则——同辈同行的评价标准与商业成功率。按照文学场内主导的欣赏品味标准，稳居金字塔顶的是诗歌。诗歌是纯的艺术，不沾染丝毫的市场经济铜臭。尽管读者群很小，却令许多作家趋之若鹜。与诗歌对立的是戏剧，它受到消费大众的青睐和吹捧，立竿见影地产生轰动效应，能短期内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居于中间的是小说。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小说艺术大师奠定了小说的崇高地位。同时小说又渗透了畅销程度、期刊连载等商业因素。以商业利益为标准，位居顶层的是戏剧，它以相对少的文化投资短期内换取巨额利润。无利可图的诗歌掉到了底层。仍然处于中间的是拥有庞大读者群的小说。在日益自律的文学场中，这两类等级评价标准并行不悖。不同类型的文艺产品的价格、观众和读者群的品味和数量、生产周期的长短这些指数维持着文学类型的等级差异。
文学场的两个差异化原则是：小规模的文学生产与追求商业利益的大规模生产的对立；小规模生产领域内新锐先锋派作家与圣化的先锋派作家的对立。大规模生产具有经济资本强势，但文化资本、象征价值和自律程度弱。小规模生产的经济资本弱，但文化资本、象征价值和自律化程度强。先锋艺术家群体内部圣化与反圣化、前辈与后辈、权威与新锐的冲突最终结果是后来者居上。圣化是文学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它是在小规模的、以艺术为目的、以小型出版社为中介、以积累文化资本为手段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的、以商业利润为目的、以大出版社为中介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竞争中实现的。圣化不单指艺术家和作家在文学场中的圣化。与艺术家和作家的圣化同步，文学作品、艺术品、批评家、出版商、经纪人甚至文学评奖机构的圣化共同推动了文学的圣化运动，由此形成整个文化生产过程中循环的圣化过程。
高度自律的文学场中文化英雄最终成功占领政治场。从政治和经济对文学的他律和压制到社会空间中不断高度自律化的文学场的生成，文学现代性既见证了文学场与权力场的分离和对立，也目睹了波西米亚艺术家群落在现代都市空间中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波德莱尔、福楼拜等先锋艺术家引领的文化革命英雄时代的来临。文学场的自律，作家和艺术家的独立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超然距离，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精神，共同缔结了文学现代性的信条——自律、独立、自由和美。对社会权力场的干预，其象征人物是19世纪末的左拉。左拉探索艺术表现的新路，探讨严肃的社会问题，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又是独领风骚的小说巨子。所有这些都为他向政治舞台的进军铺平了道路，都无损于他以艺术家身份来介入政治事业的独立、尊严和合法性。左拉象征了另一种文化形象的诞生——公共知识分子的诞生。
首先，文化象征革命完成了对文学场的改造，实现了艺术的自律和艺术家的独立。随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使命，即艺术家社会公共角色的第二次转换以及对政治空间的颠覆。但是艺术家或作家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且不可能征服整个政治空间，他们夺取的是政治空间中公共空间的话语权。其次，为艺术而艺术的永恒求美理想衍生了为真理和正义而辩护的战斗精神。这样以独立和自由的名义，艺术家堂而皇之地质疑政治权力。至此文化象征革命走完了自己的历程——从文学的他律到文学的自律，再到文学的反他律。
从巴黎的拉丁区到法国文学场，从文学场到政治场，从落魄的波西米亚人到波德莱尔和福楼拜乃至左拉，从贫穷的艺术家到文化革命英雄再到反政治暴力的知识分子。文学现代性的进程既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生过程，也是现代主义文化史——一种以艺术法则和精神为缘起的文化史——的进程。文学场中伫立着两个崇高又无畏的文化象征形象——表现美的艺术形象和言说真理和正义的思想形象。
与布迪厄描摹的自律法则支配的现代主义文学空间——资产阶级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和消费构成的完整的生产流通空间——不同，爱德华·萨义德揭示了另外一种更广阔的、跨文化的地理空间形态。或者说萨义德提供了另一种认知空间的模式。这种新的空间认知模式与当代人类学和福柯的异托邦空间理论不仅有着可参比的同构类推特征，而且是修正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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