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和寓言之间
——南翔中短篇小说集《绿皮车》阅读札记
张清华
小说自然要贴近现实，这也算是近些年文学的基本命题了。常见的说法诸如“有现实感”“常识性”“经验”“接地气”等等，有批评家还发明了“物感”“物质外壳”等等说法，强调小说的写实属性、现实逻辑。这自然没错，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意识到，小说与现实之间并不是单向且有终结性质的“回到”的关系——换言之，小说不是回到了现实就万事大吉了，从文学史的角度看，这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为一个“进步论”的逻辑。事实是，历史上小说多数时候并不是“写实”的结果，相反倒多是“寓言”的产物。如果一个小说家不能将其写真式的故事上升到寓言的高度，那么这种写作的意义便显得可疑。不只是对于现代派而言，即便是中国古代俗到家的世情小说，类似“三言二拍”，也是把小说当作了“警世”“喻世”“醒世”的“通言”“明言”“恒言”。可见小说不是“对现实的记录”，而应该是“对现实的发现”，或是“对于人生的启示”。这个发现不只是描摹，而是一个充满了思考和发酵的过程，应该同时是对于现实的提炼与抽象，以及精妙的处理。所以好的小说家必须具有超越现实和总结现实的抽象能力，必须写出人的内心、灵魂、人性与命运，能够从现实走向更深层的世界，写出能够更具有认知与理解深度的真实。
这不免有“缅怀先锋写作”的意思，回头看，甚至会有些许“今不如昔”的感慨。存续十余年的先锋写作自然也有诸多不足，比如形式主义、不接地气等等，但这些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是充满探求的精神，充满了精神和艺术的难度。想当初，那些叛逆者不过才刚刚二十几岁或三十来岁，但他们的叛逆精神却不是像如今的年轻人，热衷于以市场或撒娇为诉求的商业化、技术化与世俗化的写作，也不是犬儒的媚俗式的抄录现实，而是同样以青春和力比多为支撑，写下了那个时代最具有艺术难度与精神高度的作品。同样是叛逆，但两相对比，孰高孰低，却可以一目了然。
这些话自然一说就多，不如不说。文学的潮流无可阻挡，不是个人好恶所能驱遣和改变，刻舟求剑式的缅怀过去自然没意思。但不管怎么变，好的小说家要有“从现实通向哲学”的能力，却是不能改变的基本特质。无论是艾布拉姆斯所说的“烛照”，还是昆德拉所说的“发现”，其实都不是指一望无余的具象世界，而是指对世界全部秘密的发现。但这个“秘密”不是刮去表面的一层浮土就会自动显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再创造，一个通过哲学的烛照与精神发现去照亮世界的过程。
南翔的小说让人有眼前豁然一亮的感觉。原因是，他或许与眼下写作的流俗拉开了一点距离。因为我从其《绿皮车》中所得到的印象，不只是对现实的记录，而是充满了启示性和时代寓言的意味。表面看，他的素材或领域也不离眼下文学的大环境，也在写底层，写环保，写历史，但他对于历史的书写却不只是叙述故事，也不只是用惨痛或者血腥来震撼我们的神经，而是用了人性寓言的方式，用了哲学探求的方式，揭示了历史深处的人性逻辑，这是令人欣喜的。而且在我看，这部小说集中最具价值的作品或许不是大家都报以赞美的《老桂家的鱼》《绿皮车》诸篇，这些小说写得好，笔法细腻，有强烈的现实感，但或许与其他人的写法并无太大的距离。而另一类写历史尤其是“文革”的作品，却因为更具有处理的深度而显得与众不同，因而也更值得重视。
以《抄家》为例，我以为这篇作品可看作是一个极具哲学意味与人性深度的寓言。因为他对于历史的介入，已不是单纯讲述通常可以想象的暴力本身，而是深入到主体的内心与灵魂之中。我甚至认为，它称得上是一个绝佳的电影剧本，可以由顶级的大师来导演，可以拍出与《朗读者》《辛德勒的名单》一类电影相媲美的杰作。一边是无知无畏、无法无天的抄家的红卫兵，一边是学富五车但又沦为专政对象的老师方家驹，方老师精通音乐、艺术，兼有历史、人文、文学和军事方面的知识，但此刻却只有被强制剥夺一切的命运。而身边的这些学生，只懂得粗暴践踏他人尊严以及空喊“革命口号”的一群暴民，却在随意地侵害着他人的家庭和私有财产。两相对比，一个让人灵魂战栗的场景被勾勒得惟妙惟肖。
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这一切是用了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展开的，一边是无知的学生在违背法律底线与基本人伦在抄老师的家，一边则是卑微而虔诚的老师在耐心地给学生讲述无所不在的知识；一边是无知的黑暗与极限，一边则是智慧的集合与化身。但一切价值在这里都被无以复加地毁弃和颠倒。这情景完全可以构成一幅人与兽的对照图。当然，对于这一切，作家不是用了概念去堆砌，而是用了大量的知识与艺术的符号或者信息，将它们极有意思地“嵌入”到荒蛮的历史之中，嵌入到与“无知无畏”的“革命者”对照与对立的情景之中，借以构成一面人性乃至文明的镜子。
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衔接两端的人物，被昵称“燕子”的徐春燕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她会拉小提琴，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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