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察1949年以后、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红色经典，我们会发现，民族革命战争背景下的女性又成了另一种模式——“女战士”模式，即将女性彻底男性化，成为革命／战争中的枪杆，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金环、银环，《铁道游击队》里的芳林嫂，《新儿女英雄传》里的杨小梅，等等。这些作品与人物都较为简单，对女性做“减法”，将女性人物简化到最低限度，与男性战士／革命者差堪比拟。
在这些作品中，战士／革命者的身份是具有优位性、排他性的，其他身份相较之下必然是微不足道。这不仅表现在它比其他身份更重要，更表现在对其他身份的彻底摒弃。于是，牺牲一己私利乃至自己、爱人或亲人的性命以维护革命利益也就势所必然。这些作品一定不遗余力地将选择时的诱惑、痛苦、短暂的犹疑以及最终忍痛后的斩截无限放大，不吝以最动人的笔触渲染其间的张力。也正因此，这些小说基本看到开头便能猜到结尾，呈现出模式化的面貌。这样的模式化，也正是意识形态宣传所需要的。
不过，女性本应有着多重身份，比如母亲、妻子、朋友、情人、国民、革命者等，也因此注定会有多种情感和人性的向度，她会爱孩子、爱丈夫或者情人，也会爱国、献身于革命。但为了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文本难容多重话语的共存，私人话语因为宏观话语的鼓荡而被芟减净尽。在1949年以后，民族主义话语的正当性当然不容置疑，作品也只需突出表现女战士，表现其爱国热情与能征善战，其他的人性向度早就可有可无，遑论女性独有的向度。战争中的女性形象也便单一化、模式化。如此想象战争中的女性、如此呈现人性向度显然太过简单。
但是，在《秘密的故事》中，小说至少为我们展示了民族革命背景下女性的四个维度：情人性、妻性、母性、暴力。借用路德维希“克娄巴特拉传”的标题，可以概括为：情人、母亲、战士、妻子①：
一、情人。袁倪对青子的眷恋无时或已，一俟重逢，更显炽烈。与此同时，青子却对袁倪早已失去兴趣，只是心系抗日大业，因利用袁倪对抗日仍有所帮助，才与之虚与委蛇。袁倪对此并无感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袁倪的一厢情愿和青子的周旋不已形成张力，成为小说主要的推动力。行礼如仪的夫妻之情当然不能有此伟力，唯有逾越伦常的虐恋情深才能成为摧枯拉朽的洪流，席卷着袁倪抛妻弃母，一路忘我狂奔。这虐恋正如青子给他的一吻：“然后她吻住了我一面的脸颊，许久，不肯放开我，好像要从我脸上吻下一块肉，才是终了。”夹杂着快意和痛苦的诡异感觉，使袁倪既害怕又沉迷不已。
二、妻子。青子在小说中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小说对青子和她丈夫之间的情况交代很少，我们却可从不多的文字中略窥一二。青子当年嫁给丈夫后，便随他一起投身民族革命。两人同为义勇军战士，不得不服从大局，因而聚少离多，根本难以顾及家庭的经营，青子因此对于自身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投入甚少。两人之间虽然感情平淡，但也有夫妻之情，这从送别时的细节不难看出，只不过，两人其实更近于并肩作战的同志关系，夫妻之情被民族主义伦理整合进了自身的逻辑，实际上已被湮没、销蚀。
另一方面，小说对叙事人袁倪的妻子苓子着墨甚多，并将她的贤惠写到极致。与青子不同的是，苓子扮演了典型的“妻子”角色，这一身份几乎占据了她的整个生命。诡异的是，越是铺陈她的贤惠，越是反衬出她作为妻子的无力。苓子日复一日、无怨无悔的付出，抵不上青子的一个小动作、一句软语温言，数年来日积月累的夫妻之情，也抵不上年湮代远的旧爱。或许，我们从中并不能读出袁倪对青子有多深的情意，反倒看出“妻性”在“情人性”面前的全面溃败。试想，若是当年青子与袁倪成婚，她的一言一行还能如此魅惑？
三、母亲。相对于“五四”小说对母爱的极力歌颂，这一小说则要复杂、暧昧许多。小说中，青子和丈夫育有一女一子。起初，作为母亲的青子对孩子的情感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因为难以从民族革命中抽身：并未尽到母亲的责任，两个孩子长期无人看顾，她为此饱受煎熬。丈夫死后，随着她对革命的越发狂热，革命已然成为绝对律令，病子又成了拖累，她必须结束这一两难的局面，而杀子后的狂笑正印证了她内心的痛苦——她对孩子有着太多不舍，只不过，对民族主义伦理的偏执已使她丧失理性，逼得她亲手绞杀了亲情伦理。
袁倪与其母亲的关系也耐人寻味。母亲爱袁倪，但这其中有无私，也有自私，她也伤害了袁倪，有主观导致的，也有无意为之的，因而，袁倪对母亲也是爱憎交加。小说一开始，“我”便交代，自己爱着母亲。可是，当母亲为了让“我”断绝旧爱，藏起了仅存的青子旧照，苦寻无果后，“我”竟这样描述母亲：“‘你找什么？’母亲问我，她的声调，很不自然，仿佛有些惭愧，有些虚伪，有些愤恨。”“我”向苓子提出离婚，母亲不允，并说除非在她死后。于是，当深夜街上乞讨者的手风琴声声入窗，“我”竟起了诡异的念头：“‘要在我死后！’这句话引起了我一种幻想——想象那琴声是母亲的葬曲了。”对情感的各个隐秘面、阴暗面的钩沉，造就了这一小说的暧昧与深度。
四、战士。有革命伦理打底，暴力的使用也便获致了正当性，“暴力革命”本是偏正词组，却几乎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同义反复。不暴力，怎么能荡涤旧迹，通向未来？人们不会有阿伦特的洞见：“革命”一词虽由来已久，本指英国式的“光荣革命”，直至法国大革命以后才染上了血与火的雄浑色彩。这一偏至背后，可能是目的和手段的倒错。①当女性成了女战士，怎能不暴力甚至嗜血。舒群不动声色、详细入微地描述了青子杀子的暴力场景，看似冷静客观，不加评论，立场却隐然由叙事人之口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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