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诗宇，青年评论家、作家，文学博士，1990年生于辽宁沈阳，现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于《文艺研究》《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期刊报纸发表论文五十余篇，曾担任《羊城晚报》2020“花地文学榜”长篇小说组评委。有小说发表于《青年文学》《鸭绿江》，曾获台湾师范大学“红楼现代文学奖”小说组首奖，电影剧本分别入选第八、九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所谓“边界内外的凝视”有两重含义。 一是严肃文学有“边界”，是一个需要被反思，但又确实存在的概念。当通俗文学、影视、动漫、游戏对严肃文学形成了一种“合围”，今日之文学研究尤其需要一种同时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视野。既是为了寻找与时代对话的途径，也是为了进一步将今天的严肃文学“盘活”，让它变得更枝繁叶茂、丰富多彩。 二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有中心和边缘之分。当我们站在严肃文学的“边界”之内滔滔不绝时，说的可能是比较靠近整个文化生活边缘位置的话。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应该对此有明确的认知，之后才存在追求进一步的专业化、历史化，或从边缘反思、返回中心的选择。 本书共分四辑。前两辑从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台北等“城市”的视角，以及新人、旧人、少年、知识分子、女性、反面人物等“人物”的谱系统观当代文学史，这种视角或谱系超越了严肃与通俗之分。后两辑从学术史、思潮史、文学想象、作家作品等专题角度，寻找解释文学问题的钥匙，以及沟通文学内外的路径。

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

 

 

 

 “漂浮”一词，一方面象征着自由，一方面象征着无所凭借，令人向往与令人厌恶两种情绪同时包含在了这一个词当中。对于王朔作品的评价，也总是伴随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非褒即贬，其中也总是暗含着强烈的情感。能够同时调动起世人两个方向的极端情感，对于艺术作品而言，某种程度上就象征着成功。

纵观王朔的小说作品，诸如调侃、黑色幽默、痞气等特征随处可见。种种受人喜爱或诟病的鲜明特点，都根植于发生在北京城的形色故事当中。虽然王朔在书中并不像老舍、邓友梅等人一般着意于环境与文化的描写，但一座城的气质还是与王朔的城市叙事如影随形。王朔故事的时代背景，大多为“文革”结束前后直至改革开放大潮当中，主人公们随着时代潮涨潮落的过程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一代人特殊的生活际遇与心灵历程，主人公们相对统一的精神状态，往往就是王朔小说城市叙事所要传达的精神

所在。

对于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笔者倾向于用精神上的漂浮者来形容，这种精神上的漂浮，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写作动机，作品中的诸种环境、各个要素互相成就、难分你我，精神漂浮者文学化状态的呈现，就是小说城市叙事过程的具体

展开。

就如《顽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空中小姐》等作品所呈现的那样，小说中的主人公多为成年，但是这些人却基本没有固定的工作，即便是有，这些工作也很难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实际性的约束作用。这种随心所欲、自由或者说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状态常常是小说主人公生存的常态。习惯了历史性乡村叙事中对于饥饿状态的描写以及对于食的强调，读者常常会对这些闲人生存的合理性进行质疑。这种质疑正说明了城市叙事与乡村叙事的不同之处。二者的不同之处首先就在于农业文明当中，生存是人们行为的首要目的，而在物质相对丰富、社会分工明确的城市文明当中，由于人类的基本生理需求都不再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因此叙事的焦点也就渐渐从生存之争上转移开来，化为了对其他事情的关注。较少关于挨饿受冻、人们挣扎在最低生存水平上的集中描写，这可以说是王朔等人的现代城市叙事区别于历史性乡村叙事之处；而主人公们虽然游手好闲难以富裕，但他们却始终不必为吃穿发愁，这一方面是当时城市生活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叙事倾向使然。物质难以对人物构成束缚，成就了精神上的漂浮。

小说描写对象的年龄集中在青壮年，这些青壮年或有父母或有妻儿，但是给读者的感觉却往往是孑然一身，仿佛他们上无老下无小一般，本来应该成为主人公生存压力或者说生活责任来源的社会关系，都在叙事中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小说中极少有对亲情的描写，随着改革开放、城市的发展、观念的转变，人们的家庭观念日渐淡薄了，虽然飞速发展的科技拉近了人们的物理距离，但是无形之中却又为心灵壁垒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在王朔笔下的那个年代，电视、广播等新型媒介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如果说过去终日孤独即象征着外界信息的封闭，但到了王朔笔下的年代，对于信息的接受则已经解脱了社会交往的捆绑，人们在保持孤独状态的同时，又可以避免因信息量不对等而带来的脱节状态，封锁心灵的代价越来越小，因此心灵上的孤独成为了人们日益普遍的状态。

王朔笔下的“侃”文化时常引得读者欣然一笑，可以看到在王朔每一部“侃”风明显的小说中，主人公身边都或多或少地聚集着一班同类，或者说狐朋狗友，常常在一起闲逛游玩是他们的常态。按说群居生活的人不应该显得孤独，于是王朔时代的城市经验特点就在这个疑问中显现了。以《许爷》为例，这篇小说讲述了叙事主人公一个朋友的一生，通过这个作品来观察那个时代城市社会交往关系的特点，再合适不过。

《许爷》中的主角许立宇，人称“许爷”，这个人物基本上贯穿了小说叙述时间截止之前，叙事主人公“我”的一生。许爷的形象集中出现在“我”人生中的四个阶段，童年时候我与许爷等人一同成长，青年时期转业归来看见许爷通过出租车事业成为大款而自己对于前途却比较迷茫，青壮年阶段自己小说写作事业稳步上升而出租行业越来越不景气，以及小说结尾虽然许爷已经不在，但是他的死仍在回忆及当下两个层面上纠缠着“我”。虽然小说呈现出来的景象仿佛是“我”与许爷的关系若即若离，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频繁出入另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是伴随始终从未真正离开，那么这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不仅是若即若离那么简单，仅仅是交往时间的长度也足以沉淀出一份不寻常的感情。

但听到许爷已死时“我”的情绪却并未产生什么波澜。王朔把主人公得知消息的这一时刻在叙事时间中进行了拉长，使得其中的特殊之处也许并不明显，但当这样的事实以一句话的长度，白纸黑字的形式呈现在眼前时，其中冷漠残忍的味道也许就令人不忍直视了。可叹的是实际上在王朔笔下时代的城市生活，乃至今天我们所处的城市生活中，其常态化的经验就是如此。前些日子笔者听说儿时一个院儿长大，如今已十年不见的“发小儿”在自家的地下车库自杀了，为了不让向我传达这个消息的朋友面上难堪，也为了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些，我做出了很难过、很难以置信的样子。事实上，我可耻地意识到，儿时玩伴的死对于我的生活来说，不会比一阵风之于一棵树更重要，听过之后我仍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好像此事与我无关，可悲的是这件事好像确实与现下我的生活无关，以至于我需要为悲伤找一个借口。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空间上的所在位置变得越来越具有偶然性。人们天各一方的同时，心灵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拉大，彼此都处于一种不相干的状态当中，这时一个人的死之于他人的意义也许就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这种状态虽然冷漠得可耻，但却是事实，一如王朔笔下的主人公，甚至没有为朋友的死，狠狠地皱上一回眉头、自虐式地狠吸一口烟，更没有掉上几滴眼泪。

朋友虽然杂且多，但是却难以成为人物生活向某一个固定方向前进的着力点。加上物质上的充足、心理距离的产生与增大、孤独代价的消弭，共同将王朔笔下的城市人物推上一个无所着落的漂浮状态。在传统乡村叙事当中，春种秋收，保证自己与家人能够避开饥寒而在生命的终点得到善终，这既是人们源于本能而略显被动的生活要求，也是一个明确可靠的前进方向。当人还是那样的人，生存的阈限却在短时间内因为经济的发展而被淡化，这时失去生活的目标也许就成为了无可厚非的状态，王朔笔下的精神漂浮者们，往往因为这种“山不转水转”的不确定性而感觉进退维谷。如果再结合进一步的分析，则可以发现这种状态不仅和城市乡村的区别有关，还与由政治集约化向经济市场化的社会发展步调有关。一如王朔谈及自己创作时所说，他笔下的人物，由于父辈的原因在改革开放前颇有政治优越感，然而改革开放后经济状况成为衡量个人的最重要标准，于是在他们的青壮年时期，面对的往往是“巨大的失落感，经济上的优越被私营者取代了，政治上的优越感又很模糊”。① 这种状态又因为小说当中的主人公身处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而越发明显。

这种状态颇有些进退失据的味道。有着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但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于是王朔笔下的人物们或漂浮在原地或随波逐流，生活中俨然充满了无聊之感。无聊与漂浮，将最终混合成一种无法排遣的孤独与寒冷，于是在进退失据与生活焦点迷乱的状态下，“爱情”成了暂时麻醉孤独的一剂良药，请注意这里的“爱情”加了引号，因为在王朔的笔下，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在男女之间，游走着两种不同的情感，这两种当中具体哪一种更像是爱情也许我们不得而知，但总有一种不是。除了传统的因互相喜爱而决定结缘一生的传统式爱情之外，在王朔的笔下男女还有另一种相处的方式，如张明与吴迪、胡亦一般，他们因孤独而走到一起，结伴而行是为了摆脱孤独，一旦他们达到了摆脱孤独的目的，除非日久生情，他们的存在对于彼此而言都将失去意义。这种男女相处的模式更像是自然界中动物抱团御寒的模样，男女关系的倒退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并行，形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

现象。

区别于传统的乡村叙事，在王朔笔下我们很难看到那种天地不仁的壮烈悲剧。小说世界里面有的，往往更像是人们在轻节奏生活的指引下，自导自演的生活化小型悲剧。王朔笔下的女人让每个男性读者向往，这些虚构的女人们有着男性最渴望的性格特点，就如王朔笔下的吴迪（《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石静（《永失我爱》）、王眉（《空中小姐》）等女性那样，她们可以最巧妙地营造或解读风情，当男主人公快乐的时候，她们可以锦上添花；当男主人公郁闷、狂躁乃至固执地陷于男性折磨人的自尊之中无法自拔时，这些可爱的女性也总是配合着他们那不成熟的配偶，将自己的耐性延伸至无限，一边深受其伤，一边等待着男方恢复理智之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道歉。身为男性，笔者也觉得有这样的一个配偶夫复何求，然而回归文章的主题，这种女性书写是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真实面目吗？基于常识便可以很快得出否定的判断。虽然这种女性面貌的书写产生于男权主义潜意识，是虚多于实的，但其背后透露出的城市经验与一代人的生活状态却是真实的，从这种无所不能容的女性面貌上，我们可以看到城市生活中男性脆弱而偏于“撒娇”的心理愿望。这种心理愿望绝不仅停留在男性心中，如果写王朔这些小说的作者是一名女性，那么相信她的笔下同样可以出现如此理想的男性。

当生活不用再像几十年前那样充斥着家国大义，北京也不是现在这么寸土寸金、必须为了一口吃食朝夕奔波时，这些有着一定资本漂浮在社会中层的人们，为了也让自己的生活有所波澜，开始“自娱自乐”。王朔笔下的故事，虽然总是贯穿着幽默，但结局却是在感情方面略显悲哀，然而与之前的城市叙事或者传统的乡村叙事进行一番比较，便可以看出相比于其他，王朔小说中的悲剧结尾似乎缺乏一种必然性，而显得更像是男主人公在自己任性的恶作剧当中尝到了恶果。其他叙事中的悲剧往往因其不可避免而显得愈加悲壮，而王朔笔下的小型悲剧则显得充满了自为性。笔者倾向于把《空中小姐》这篇小说看成是王朔笔下一切爱情故事谱系当中最为原初的一环，基本上王朔在其之后的爱情叙事，乃至像《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剧本当中的爱情叙事，都可以从这篇小说中找到原型。纵观小说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王眉从性格到所作所为，基本上无可挑剔，最后小说甚至用意外死亡来为王眉的一生添加上了完美的注解。这种对女性的美化更是突出了男主人公的“无理取闹”，由于女性角色已经不能表现得再好，而男性角色还是对女性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于是“不满”与已经达到的“极限”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悲剧就此形成。但之所以说王朔小说中的悲剧缺乏必然性，则在于大多数的故事中只要男性稍稍进行让步，悲剧便不会成立。纵观王朔的爱情故事创作，男性向女性低头的例子极为少见，更多的则是像《空中小姐》中“我”与王眉，《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张明与吴迪等那样，男性一方只有在女方已经营造出求和氛围之后，才会象征性地让步认错，但实际上还是取得了自己挑起的争斗的胜利。从这种意义上讲，很多时候这种城市经验中的男性，对于女性对象的依赖程度，不下于弟弟对姐姐或者说儿子对于妈妈的

依赖。

较为先进的文明与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加之漂浮孤独又对此种状态潜含恐惧的心理，使得人们对客观环境总是提出更高于现实一步的要求，这种无法被满足的“撒娇情绪”因为无法满足而始终存在，又因为始终存在而无法满足，这一悲观的循环有时还会被套上成年人自尊的枷锁，从而更使漂泊的状态令人隐痛，这不仅是王朔小说世界当中人物的精神状态，也确实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特定时代下钢筋水泥囚徒们的时代心理。

在漂浮状态当中，连地心引力都没法产生束缚的作用，看上去这或许就是人们渴望的绝对自由，但笔者相信每个人应该都做过类似的梦，即在梦中曾因为某种原因迫切地想快速向前跑，但是却因为身体发轻、无处借力，而无论怎样迈腿都寸步难行。这就仿佛是宇航员在真空之中，任何事物都不对你产生束缚之时，也就意味着你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凭借、依靠，看上去绝对自由的漂浮状态，实际上也是最能禁锢人的无形牢笼，看着身边的事物匆匆而过自己却无法向前，以至于人物们只能如《空中小姐》和《许爷》当中的情节安排一般，只有在事情已经发生之后才能依靠回忆与求访等方式慢慢拼贴出事件的真相，这种滞后性体现出了一代城市发展当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者相互龃龉的真实状况。

在《看上去很美》中王朔说：“给一巴掌就哭，给块糖就喊大爷，情感稍纵即逝，记吃不记打，忙忙碌碌，蹉跎岁月。”① 精神漂浮者的悲喜，不仅映照着一代北京人或者说城市人的心灵，也书写着一座城池，在那样一个时代中的记忆。

 

发表于《长城》2014年第1期

 

总序 袁　鹰/1

序　远方之远 何向阳/5

 

第一辑：当代文学城市叙事研究

 

精神上的漂浮者

——漫谈王朔小说中的城市叙事 3

资本逻辑与现代想象

——从《子夜》中的上海形象谈起 11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论叶兆言《夜泊秦淮》中的南京叙事 20

书写在城市背面的底层记忆

——漫谈郑小琼《女工记》中的广东城镇叙事 28

楚文化传统与现代城市精神

——论方方笔下的武汉形象 36

冲淡平和中的生活迷思

——漫谈吴明益《天桥上的魔术师》中的台北印象 44

 

第二辑：当代文学人物形象谱系研究

 

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一体化”想象

——论《创业史》中的旧人形象塑造 53

“新人”形象涉及的问题与可能性

——从严家炎与柳青关于梁生宝的争论说起 60

知识分子性形象的“废”与“用” 69

莫言的“革命者”形象：历史与文学层面的双重意义 77

当代文学中“反面人物”形象的问题与可能性 84

少年本体的逐渐觉醒

——当代文学中少年形象的演变 91

论中国当代文学中“坏女人”形象的存在与缺失 97

强健身躯与高尚道德

——“十七年”时期农村叙事中底层形象的美学造型 104

 

第三辑：当代文学的经验与历史

 

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再解读”思潮 113

动漫、影视、游戏与文学的“代际差异” 135

“文到中年”的油腻与沉稳

——当代长篇小说去向略论 139

讲故事的人，与这面现实和人性的镜子

——论叙事与“疫病” 146

何为“误读”，何为“经典”

——当代文学走向的一个讨论维度 161

 

第四辑：当代文学作家作品论

 

当代文学史视阈中的《红高粱家族》 187

“逻辑”的“变异”与70后作家笔下的“公共性”问题

——以《福寿春》《我亲爱的精神病患者》为例 197

故事与现实的沉潜，幽默与戏剧化的抬升

——马秋芬小说论 204

世界经验、政治寓言与叙事形式的中西之辨

——刘震云作品海外传播研究 218

文学或科学，生存与毁灭

——评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 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