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六朝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库·文学研究）》：
鲁迅与周作人是章太炎早年在东京讲学时的学生，尽管从学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对周氏兄弟来说，其影响却基本贯彻一生。有不少论者从地域文化与地域渊源的角度，认为周氏兄弟与章太炎之间的关系，系浙东文化的一脉相承。这固然是可以解释的一条思路。而就具体的影响而言，章太炎对于他们的影响，首先在于人格，尤其是章太炎追求“依自不依他”的“大独人格”。①其次才是文章爱好与学术趣味方面的影响。尽管后来他们与章太炎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许多观点也有分歧，但从其一生的行为与学术实践来看，这种影响是深刻而无处不在的，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学生辈中也能看到其痕迹。
相较而言，章太炎的六朝学研究对于鲁迅的影响更加明显。从表面上看，这体现在鲁迅对于古代学术文化某些具体观点与兴趣爱好上，特别是魏晋论体文方面；更深入一步而言，鲁迅在人格建设与行为选择上往往有太炎先生“大独人格”的影子。鲁迅早年受西方文化影响，特别是托尔斯泰与尼采的影响，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则以魏晋文学为其最为心仪者。故刘半农尝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概之。在六朝学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已为学术经典，1924年整理的《嵇康集》也是20世纪最早对嵇康集进行整理的一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嵇康的重要参考书，后来又不断为《嵇康集》进行辑补佚文等考证工作。对于古代作家，嵇康应该算是鲁迅情有独钟的一个。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本是1927年夏天应广州教育局之邀所作的一次讲演，后收入其《而已集》中，却成为20世纪一直至今研究魏晋六朝文学与学术的一篇经典文章。鲁迅在文中虽然明确提到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意义，并赞许其学术价值，但没有提及其师章太炎《五朝学》等文。但仔细读之，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评价实与章太炎大有关联。该文从社会风俗与政治影响等人手，谈论“魏晋风度”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当时士人的影响，自然有刘师培《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与章太炎《五朝学》论之在前。在论及曹操时，他说：“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非常佩服他。”①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似乎不值得奇怪，而在当时还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但如果我们了解其师章太炎有《魏武帝颂》和《五朝学》在前，这便可顺理成章地解释鲁迅的说法了。关于其中最为著名的“中国文学自觉”论观点，他先谈到曹丕《典论·论文》中“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等，然后说：“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②“为艺术而艺术”，还用英语“Art for Art’s Sake”翻译了一遍，这观念明显源于西方。而文学“自觉”的概念更可能来源于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而为什么将“文学的自觉时代”定于建安时期曹丕的时代，除了曹丕因《典论·论文》中的相关观点之外，应该还是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影响密切关联。因为刘氏书中以建安为“中古”文学的起点，明确了这个时期文学转型的意义：“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四也。”③鲁迅在讲演中所总结的建安文学的四个特点基本上与此相同。而且，刘师培所云“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较之传统的自东汉以来的“八代”文学是有区别的，因而对鲁迅大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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