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出土瓷器概述
2005～2012年，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及全国50多个考古研究单位，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干渠沿线369处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总计发掘面积达92万平方米，获取各类文物10万余件，顺利完成了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任务。出土文物的年代上迄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文物数量众多、年代序列完整、器物种类丰富。在出土的各类文物中，以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为大宗，为河南乃至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截至2020年底，已出版考古报告专集40余部，文物图录6部，发表考古简报、报告和研究文章数百篇。为使更多人了解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考古成果，河南省文物局拟组织分类出版河南段出土精品文物图录，书名总冠以“长渠遗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省文物保护成果撷英”。
本书为“瓷器”卷，重点介绍东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墓葬或遗址出土的瓷器，由于同时期遗迹还伴出有一些釉陶器，这次也一并附于书后。这些釉陶器和瓷器分别出土于该历史阶段的墓葬或遗址中，反映出当时陶瓷器的生产窑口、制作水平和流通使用等多个方面。
一、东晋南北朝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出土陶瓷器，主要见于淅川县丹江水库库区东晋南朝墓葬和位于安阳县的北朝墓葬。其中淅川县丹江水库库区东晋墓葬分别见于大石桥墓地和下寨墓地；南朝墓葬主要有柳家泉墓地、下寨墓地和马川墓地等。东晋和南朝墓葬分布零散，墓主人身份较低，出土瓷器数量不多。安阳县发现的北朝墓葬主要为固岸墓地和干渠沿线，有的还随葬有墓志，墓主人多为中下层官吏，出土大量釉陶器和少量瓷器。
201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淅川县大石桥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面积2000余平方米，清理汉、晋和宋代墓葬35座。其中，东晋墓16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皆为长方形单室砖室墓，惜被盗掘严重，出土青瓷器 6件，部分瓷器施半釉，器类有四系罐、三系罐、盘口壶和碗等［1］。2007年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淅川县柳家泉墓地，有6座南朝墓葬随葬有青瓷器，其中有2座使用刘宋“大明四年（460年）作”的纪年砖垒砌墓壁。这两座纪年墓分别出土碗和盘口壶2件青瓷器，其他南朝墓葬出土瓷器组合还有碗和罐及1件鸡*壶等［2］。鸡*壶作短流、高柄，器腹矮胖，大平底，肩部两侧有横系，器身施满釉，制作精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器物口部和鸡*壶柄部均被有意损坏，应是一种“毁器”葬俗。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的淅川县下寨墓地，有10座东晋和南朝墓葬随葬有青瓷器，数量1至4件不等。基本组合一般为碗和盘口壶或者碗和四系罐，也有的为碗和盘组合，南朝墓葬大体上与柳家泉墓地南朝墓葬组合相同，其年代也应为刘宋时期［3］。其中东晋时期的碗口微敞，斜直腹，大平底。盘口壶阔肩，肩部饰有四个桥形横系。胎体呈浅灰色，青釉泛黄，一般施釉至下腹部。驻马店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马川墓地，主要为东周时期墓葬，南朝墓仅见1座砖室墓，随葬有青釉盘口壶1和碗2件［4］。盘口壶肩部也饰有四个横系，壶身施半釉。从上述四处墓地出土青瓷器的胎釉、造型特征来看，发掘者推测与长江中游的湖南湘阴窑和江西丰城窑的产品相似，应为南方窑口的产品。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图集》“宋魏时期全图”，这里在刘宋时期属于南朝疆域，大致处于顺阳郡丹水县附近，与北魏魏兴郡交界。
固岸墓地位于安阳县安丰乡固岸村、施家河村东，漳河南岸的高台地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经过2005～2008年连续考古发掘，揭露面积2.6万平方米，共清理墓葬353座。其中属于北朝时期150余座（东魏墓葬90多座，北齐墓葬60多座，北魏墓葬8座）。在这些墓葬中，除了少数被盗掘破坏外，绝大多数墓葬保存完好，出土有完整的器物组合。尤其重要的是在一些东魏、北齐墓葬中出土有墓志砖，记录有墓主人姓名、埋葬时间等情况，为我们判断墓葬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图1）。已发表资料的M2为一座北齐时期墓葬，随葬釉陶器13件、陶俑27件，另有陶灶、井、仓、舂、车、磨和常平五铢铜钱等共72件之多。釉陶器基本组合为豆、罐、碗、盏［5］。
2007～2010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南水北调中线干渠文物安全巡护和取土区文物保护过程中，抢救性发掘了东魏赵明度墓和北齐刘通墓、叔孙夫人墓、元夫人墓、李华墓、贾进墓、贾宝墓等。这批墓葬墓主人身份等级高，随葬品丰富，深化了对安阳地区北朝墓葬分布范围和墓葬形制等方面的认识。尤其是东魏赵明度墓、北齐贾进墓和贾宝墓出土了大批北朝时期的陶俑和釉陶器，器物组合完整，造型精美，时代明确，具有断代标尺的作用［6］。其中，北齐武平四年（573年）车骑大将军郑州扶沟县令贾宝墓出土有4件青釉瓷罐，是目前所知北方地区生产青瓷的较早例证。
我国青釉瓷器的烧造开始于南方地区，浙江越窑、湖南岳州窑和江西丰城窑等在东汉晚期已经烧制出成熟青瓷器。河南目前发现*早的古代瓷窑址主要是巩义白河窑和安阳相州窑，年代约始自北朝，模仿南方青瓷开始烧制青瓷器，在烧制青瓷器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白瓷器。这次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项目中发现的都是青瓷器，其中丹江水库淹没区出土的东晋和南朝青瓷器，应是南方窑口所生产，且主要是湖南省岳州窑的产品。安阳北朝墓葬随葬的白釉泛黄器物，器形为碗、托杯、高足盘、唾壶、盘口壶、瓶、罐等，也主要是作为随葬使用的明器。除此之外，还有满釉支烧、仿黑釉瓷器的褐釉陶器。这次安阳北朝墓葬的发掘者在报道出土器物时，将白釉泛黄器物统称之为白瓷器显然不妥，实际上只有北齐贾宝墓随葬的4件青釉罐为瓷器，其余均为釉陶器。这4件青瓷罐均作灰白胎，质地坚硬，内外施青釉，外部施釉不到底，与安阳相州窑胎质、釉色完全一致，可以确定为相州窑的产品。
二、隋唐时期
隋唐时期陶瓷器主要见于新乡市老道井墓地、卫辉市大司马墓地、荥阳市薛村墓地、博爱县聂村墓地、禹州市新峰墓地、荥阳市关帝庙唐墓等，在叶县文集遗址早期地层也出土有少量唐代陶瓷器。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于2005～2006年发掘的新乡市老道井墓地，计发掘战国至宋代墓葬151座。其中唐墓10座，皆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7墓出土有随葬品，一般数量较少，多为1～2件，计有陶罐、陶碗、青瓷碗、青瓷高足盘、铁叉和铁买地券等［7］。报告作者推测这批唐墓年代均为唐初，据出土的青瓷碗和高足盘器形看，有些墓葬应早到隋代。
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于2006年发掘的卫辉市大司马墓地，揭露面积3000平方米，发掘汉、晋、隋唐、宋、明、清等不同时代的墓葬28座。其中M16墓主人身份明确，为隋唐时期乞扶令和夫妇合葬墓。该墓为单室土洞墓，有一个天井和一个过洞，石质墓门外两侧置有石狮1对。尽管被盗掘，仍出土有各类随葬品120余件和石墓志两方，其中以陶俑为大宗（图2）。瓷器计11件，分别为青瓷碗、缸、器盖、刻莲瓣纹青瓷片和白瓷器盖［8］。乞扶令和墓志记载，墓主人死于隋大业六年（610年），去世17年后唐初时，乞扶令和与夫人郁久闾氏合葬于卫州汲县。该墓残存的部分瓷器具有明显隋代瓷器风格。
薛村遗址位于荥阳市王村镇薛村北、广武山南麓，包含有夏商、汉唐、宋元等多个时代的遗存。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表明，这里曾是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的小型聚落，至汉唐宋元时期这里成为薛村人死后的风水宝地。唐代墓葬从初唐到晚唐基本都有发现，基本形制为中型的带墓道、天井的单室砖券墓和小型的竖穴墓道土洞墓两种。中型墓全部被盗扰，小型墓大多保存完好。出土器物一般为瓷器、红陶或白陶的彩绘俑以及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模型明器，另有少量的漆木器和铜镜。代表性器物有白瓷马、白瓷塔式罐、白瓷盏与盏托、花釉瓷执壶、青釉瓷罐、铜镜、彩绘红陶或白陶的天王、镇墓兽、骑马俑、文吏、武士、仕女俑、胡俑、牛及牛车、鸡、狗等。另外出土有石质或砖质的墓志8合。其中宋华夫妇合葬墓保存完整，墓主人为唐代河阳军兵马副使宋华及其夫人阎氏，随葬有陶瓷器等文物10件（组），其中瓷器为白瓷碗、四系酱釉瓷瓶和黄釉瓷钵［9］。另外M68为1座长方形墓道洞室墓，随葬有陶瓷器10件，以及铁鍑和铜钱等（图3）。其中陶瓷器分别为陶钵1件、三彩釉陶5件（图4）、白釉玉璧底盏1件、黑釉双系罐1件、青釉条纹双系罐1件和青釉小人骑马俑1件［10］。
图2卫辉市大司马墓地唐墓出土陶俑及陶瓷器
聂村墓地位于博爱县阳庙镇聂村，2006年焦作市文物工作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唐代砖室墓13座，出土文物70余件。各墓葬随葬品的器物种类和数量不同，主要有陶俑、马、骆驼、罐，三彩钵、罐、碗，绿釉罐、
图3荥阳市薛村唐墓M68
图4荥阳市薛村唐墓M68随葬唐三彩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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