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器皿类杂感
谢明良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唐代（618～907年）的铅釉陶器以唐三彩*广为人知。如果以造型来分类，唐三彩大致可分为俑类、建筑模型类和器皿类。其中，人物、马、驼、镇墓兽等俑类，以及屋宇、假山、橱柜等广义的模型类主要属于入墓陪葬的明器，虽然也有少数的例外，如天真稚气的男女童俑、讨人喜爱的牛车和由动物背负面板的台座等小型物件，似亦可归入玩具类或摆设装饰类。此外，从河南沁阳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年仅5 岁的李洪钧墓出土的微型陶瓷等文物可知，目前所见袖珍型三彩陶当中可能也包括了儿童玩具甚至幼童墓葬明器[1]。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收藏了不少制作精致的袖珍型唐代铅釉陶，其中三彩鍑和黄釉绞胎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引李洪钧墓出土的通高不及4 厘米的腊石鍑。不过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唐三彩器皿类大多并非入圹用的明器，而是可堪使用的实用器。
一﹑初唐三彩问题
关于唐三彩器皿类这个议题，我们首先应该留意它是唐三彩中*早出现的器类。截至目前，入墓明器俑类的早期考古例只能上溯洛阳武则天期垂拱三年（687年）王雄诞夫人魏氏墓[2]。在此之前，除了陕西省上元二年（675年）李凤墓三彩榻的性质还有待确认，所见高宗朝（650～683年）三彩陶均属广义的器皿类。如果参考水野清一仿唐诗的四个分期，将唐三彩区分为初唐（618～684年）、盛唐（684～756年）、中唐（756～827年）和晚唐（827～907年）的说法[3]，则初唐三彩均属器皿类。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收藏的唐三彩器皿类中，有几件可与考古出土的初唐三彩标本相互比对的制品。例如，杯身满饰葡萄般果实和藤蔓的印花杯与辽宁省朝阳市咸亨三年（672年）勾龙墓出土的同式杯即为一例；巩义黄冶窑址曾发现制造此类印花杯之杯体和口沿檐板的陶范，可知上引作品是来自巩义窑的产品[4]。考虑到以色列博物馆藏3～4 世纪叙利亚制玻璃瓶上可见此类葡萄蔓藤和果实纹饰，似可推想上述唐三彩印花杯的祖型或是罗马玻璃器[5]。此外，从山东省陵县神头镇授安定、元氏二县令咸亨三年东方合夫妇墓[6] 和江西省瑞昌市唐墓[7] 都曾出土这类三彩印花杯可知，其是初唐特别是7 世纪70年代跨越省区的时髦商货。就此而言，河南巩义窑制品的广大贩卖商圈委实令人印象深刻。遗憾的是，我们其实还未能确证这类三彩印花器的具体功能，如前引江西瑞昌墓的报告书称它为“钵形炉”，龟井明德教授从其造型构思推测其应是灯器或笔洗[8]，笔者也只是因其葡萄般的果实和蔓藤印花饰而联想到其或是啜饮葡萄美酒的杯器。
唐代酒杯器形多样，著名的杯式如李白（701～762年）《襄阳歌》吟咏的“鹦鹉杯”，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有此类三彩杯式，鹦鹉头部写实，以腹为杯身，头向其腹，亦见回首以身为杯的鸬鹚首角杯和龙首角杯以及剖半螺的三彩螺杯。后者造型模仿自海螺，文献记载海螺壳尾旋尖处有数层，仅一穴相通，作为酒器饮用时不易一饮而尽，*适合用来罚酒[9]。另外，也有祖型和西方来通（rhyton）有关的杯式，除各形兽首角杯之外，还有长鼻翻转成环形鋬耳的印花象首杯和兽首杯，西安唐墓[10]、洛阳唐墓[11] 和湖北省郧县嗣圣元年（684年）李徽墓[12]都曾出土这类三彩兽首杯和角杯。总之，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来初唐三彩器均属广义的器皿类，未见专门用来陪葬的陶俑明器，因此以往常见主张唐三彩的出现是肇因于唐人厚葬的看法[13]，并不符合考古现况。
二﹑唐三彩器皿类的用途
相对于以高温烧造而成的坚致炻器，于陶胎上施罩铅釉以低温烧成的唐三彩铅釉陶胎未免粗松，并且不利装盛液体，而认为使用铅釉陶器会导致慢性中毒甚至死亡的说法也时有所闻。然而，理解铅的毒性其实是近代公共卫生的产物，我们无任何理由将近代公共卫生知识强加于相信铅、汞等金属可提炼出长生不老仙丹的中古时期中国人身上。此外，学界也逐渐认识到除墓葬以外的遗迹亦曾出土唐三彩，所出唐三彩器形，除了疑似玩具的小型俑像或佛像（罗汉）残件等，绝大多数属器皿类[14]，此基本证实了唐三彩器皿类有的是可供实用之物。因此，我们的任务应该是观察唐三彩器皿类到底被如何“实用”，进而勉力梳理其消费脉络。由于唐三彩制品偶可见到净瓶等与佛教用器相关的器式，而佛教遗迹也不止一次地发现唐三彩器，虽然笔者无法证明此类三彩净瓶是否确实为佛门僧众所使用，抑或只是陶工模仿寺院金属等质材道具的象征性器具，但唐三彩器皿类和佛教仪物之间的关系仍耐人寻味。
尽管企图证明唐三彩器皿当中确实包括部分佛教仪物是极为困难之事，然而我们只需列举以下几处寺院遗迹出土唐三彩标本，即可轻易地辨明唐三彩器确实受到佛门僧众的青睐。例如，陕西省临潼庆山寺舍利塔下安置的释迦如来舍利精室，不仅于石门两侧置作为护法的两件三彩狮子，在石雕舍利宝帐前方另有三件一字排列之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亦见类似器式的三彩供盘，中盘内摆置一只三彩南瓜，其余两盘各承置数件玻璃供果，伴出的《上方舍利塔记碑》，刊刻“翰林内供奉僧贞干词兼书”及“大唐开元廿九年四月八日”纪年等文字[15]。又如，唐长安城太平坊实际寺遗址出土了口径近30 厘米的折沿盆[16]；陕西华阴西岳庙遗址亦见装饰精美的三彩盒盖[17]；江苏省扬州推测或是日本留学僧圆仁入唐求法所居住的龙兴寺遗址也出土了三彩标本[18]。再如，唐长安城新昌坊东南密教大本营青龙寺出土了手持念珠的三彩罗汉像[19]，由于造型一致的三彩罗汉标本见于陕西省西安老机场发现之被比定为长安城醴泉坊内的三彩窑址，推测青龙寺出土三彩罗汉像应为该窑所烧制[20]。
从地望看来，西安老机场三彩窑址位于唐长安城西安醴泉坊内，基于窑场隔街与醴泉寺相邻，考古报告认为该窑或与寺院相关，甚至因此将之称为醴泉寺窑，而窑址所见三彩罗汉或宝相花纹砖则是专门为寺院烧造之物[21]。另外，河南省洛阳白马寺亦见烧造有唐三彩盆、盂、豆等器皿类的窑场。由于该窑位于中古时期白马寺区域，其北侧发现有唐代修建的寺院遗迹，因此结合文献记载，考古报告认为该窑的开窑应与武周垂拱初年（685年）以薛怀义为白马寺住持时敕修的白马寺密切相关，从而主张该窑应为“官窑”，出土的三彩标本可能是白马寺院的使用器物[22]。上述西安醴泉坊窑和洛阳白马寺窑两处三彩窑场是否属寺院所有或与寺院有关？当然已难实证，不过醴泉坊窑所烧制的三彩罗汉像曾供入寺院一事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除了寺院遗址出土唐三彩标本，或个别三彩窑场可能与寺院经营有关等推论，20 世纪80年代江西省瑞昌县发现之伴出唐三彩枕形器的所谓“僧人墓”无疑应予留意。该瑞昌县范镇乡朱家村唐墓，墓室已完全被破坏，形制不明。除了三彩枕形器（考古报告中称为“脉枕”），据说还伴出鎏金青铜塔式顶盒子、鎏金青铜瓶镇柄香炉和青铜钵[23]。虽然依据近年的调查可知，作为佛具的青铜瓶镇柄香炉其实是出土于范镇八都村一处菜园，其和范镇朱家村出土的三彩枕形器无关[24]，不过，高足铜盒和铜钵则确是与三彩枕形器共伴出土。从日本正仓院收藏类似造型的高足铜盒内置香料[25]，结合洛阳永泰元年（765年）荷泽神会身塔塔基所见铜盒乃是与手炉共伴出现[26]，可知瑞昌范镇朱家村铜香盒原本可能是和手炉成组使用的佛具，据此不排除该墓墓主或属佛门僧众。就此而言，与铜香盒等佛具共出的唐三彩枕形器就有可能是和佛教相关的用器。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有多件三彩枕形器，关于其是否即枕的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争议。从研究史看来，其至少有头枕、脉枕、书枕、颈枕、明器枕和台座、文镇等各种说法，日本奈良大安寺讲堂遗址出土的约30～40 个可复原的三彩枕形器，更加深了此类作品是佛门有关仪物的可能性[27]。关于这点，陕西省铜川新区西安变电厂一号墓（M1），这座未经盗扰的墓葬，所出三彩枕即置于墓主头骨下方[28]，该墓年代虽晚迄中唐，但仍然提供了盛唐三彩枕形器乃是头枕说的重要线索[29]。
三﹑关于中晚唐三彩
如前所述，以造型和性质而言，唐三彩可大致分为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俑和模型类，以及可供人世使用的器皿类。其中，三彩明器陶俑*早见于前引洛阳垂拱三年（687年）王雄诞夫人魏氏墓。若以频见的武士俑而言，7 世纪80年代始见的三彩武士俑，显然是承继了河南省偃师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崔大义夫妇墓[30] 和著名的陕西省麟德元年（664年）郑仁泰墓所见于白胎上挂罩黄釉并施釉上彩绘的釉上加彩武士俑[31]，不同的只是唐三彩俑是采取了相对简便的三彩釉来表现此一耗费工时的釉上彩绘华丽作风。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明器的三彩釉武俑和镇墓兽，其实集中存在于盛唐时期，中唐以迄唐末极少见到，已被素陶和彩俑所取代。换言之，经常作为唐三彩鉴藏对象的诸多釉彩华丽、造型工巧的大型人俑、镇墓兽、骆驼和马等名品，其存在时段不过只有短暂的七十多个年头。
相对而言，唐三彩器皿类自初唐出现以来，经盛唐、中唐以迄晚唐都可见到，当然，其在器形和装饰技法上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变化。其中也包括可能和佛教有关的器用，如于龙形把注壶壶肩浮贴天女的龙首注壶，从江苏扬州旧城仓巷出土的同式彩釉壶是与“建中三年”（782年）字铭陶枕伴出[32]，可知应是中唐遗物。另外，亦频见颇具巧思的器式，如白釉绿彩吸杯。其设计是在杯外壁贴塑泥条中空管，管口外折略高于杯口，管下方顺沿杯身下腹黏按于高足上方一侧，并与杯心镌孔相通，故可由管口直接吸饮杯内的液体；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BelitungIsland）打捞出的相对年代在唐宝历二年（826年）之后不久的黑石号（Batu Hitam）沉船亦见此式白釉绿彩吸杯[33]，可知是晚唐时期的时尚杯式。
器形之外，中晚唐多彩铅釉陶的装饰技法也和盛唐期制品大相径庭。以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藏模印成形的印花盘为例，盛唐印花盘是以外模具将印花装饰在盘的外壁，而晚唐印花盘则采用内模具，故而印花装饰显现在盘的内壁或盘心。此变化很值得留意，因其不仅涉及成形模具的差异和品鉴观点，也和陶瓷器所受金银器锤揲技艺一事密切相关，是可以深入吟味的有趣议题。
注释
[1] 李志军、郑卫：《河南沁阳唐代李洪钧墓发掘简报》，《洛阳考古》（总第8 期），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0～ 34 页。
[2]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唐代王雄诞夫人魏氏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8年第3 期，第15～ 29 页；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编：《唐～ 王雄诞夫人魏氏墓》，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3] 水野清一：《唐三彩》，《陶器全集》（第25 卷），平凡社，1965年，第8～ 9 页。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巩义黄冶唐三彩》，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24 页。
[5] 林容伊：《陶瓷中的玻璃印象——探索唐宋陶瓷几种装饰的来源》，《故宫文物月刊》2018年总第421 期，第28 页。
[6] 亀井明德：《日本出土唐代鉛釉陶の研究》，《日本考古學》2003年第16 号，第153 页；魏训田：《山东陵县出土唐〈东方合墓志〉考释》，《文献》2004年第3 期，第89～ 97 页。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瑞昌市博物馆：《江西瑞昌但桥唐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3 期，第116 页，图2-3、图2-4。
[8] 亀井明德：《陶範成形による隋唐の陶瓷器》，《出光美術館館報》1999年总第106 号，第64～88 页。
[9] 谢明良：《鹦鹉杯及其他》，《陶瓷手记3：陶瓷史的地平与想象》，石头出版社，2015年，第7～21 页。4
[10] 陈安利主编：《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 唐三彩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0～ 21 页。
[11] 洛阳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图114。
[12] 湖北省博物馆、郧县博物馆：《湖北郧县唐李徽、阎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8 期，第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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