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藏书室
杨琳
1933年3月21日，鲁迅决定从拉摩斯公寓迁居至大陆新村，所存的藏书于6日后先移至狄思威路藏书室。日记中提到的藏书室位于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359号）。狄思威路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英国人狄思威名字命名，是越界筑路的产物。该路原是贯通全区南北的主干道，南起虹口港，沿港口东侧与其美路（今四平路）相交，又向西与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相交，沿路与东大名路、东长治路、东汉阳路、北四川路等相连。狄思威路（今溧阳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千爱路（今甜爱路）属于越界筑路区域，租界与华界争相管理，反而使这里成为管理上的“真空地带”。
20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居住建筑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里弄住宅与私人花园住宅两类建筑上。自19世纪7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里弄住宅后，各老牌洋行纷纷将业务重点转向这种利润极高的房地产经营。针对不同的市场需求，建造不同物业，并用于出租，有的是直接租给住户，有的是租给企业或机关，再由企业或机关分配给雇员居住。
藏书室的地理位置
鲁迅生平酷爱书籍，甚于一切身外之物。在上海，月必大量添购书籍。其中包括大量进步书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强化法西斯统治，鲁迅的处境更加险恶。“一•二八”抗战发生时，有日本海军陆战队10多个人，拥到鲁迅寓所去搜查。“此地也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窝里。”为安全起见，鲁迅决定把寓所与书库分开。在鲁迅迁居至大陆新村后，为了能妥善存放珍爱的藏书，他通过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租了一间房间来存放，即今溧阳路1359号2楼东前间。
溧阳路1359号是一幢红瓦灰墙砖木结构的3层新式里弄房屋，坐北朝南，占地面积140平方米，建筑面积386平方米，建于1920年。1933年间，该幢房屋的实际管理者为内山完造的朋友，日本人，姓坂本。在《鲁迅日记》中曾有支付藏书室房租的记载：1933年5月2日“付坂本房租六十，为五月及六月分。”关于这间藏书室当时的门牌号，据横地刚回忆是狄思威路766号。但木村重在回忆录里记载的却是狄思威路776号。经查，英商字林洋行1934年出版的《字林西报行名录》里有：776， Dixwell Road Y.Sakamoto，中文意为狄思威路776号的住户为坂本。所以，笔者更相信狄思威路776号是这间藏书室当时的门牌号。
内山完造几经细心考察，才决定选择此地作为鲁迅的藏书室。一是藏书室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自此步行至内山书店、大陆新村寓所都十分便利。鲁迅可将从内山书店购置的书带到大陆新村寓所阅读，近期翻阅的书籍放置在家中，将已经阅读完，抑或是不便存放于家中的书籍、杂志等搬移至藏书室。而藏书室和内山书店、大陆新村寓所的位置刚好构成了一个近似等腰三角形。二是整栋房屋除了鲁迅之外，租住着日本侨民。日常有所照应，亦可增加安全系数。
藏书室内陈设
鲁迅藏书室面积20.5平方米，内有两扇门，朝北的门通向楼梯间，平时由此门进出，另一扇门通向2楼中间阳台，因阳台属邻居所有，此门常年关着。藏书室东、南两面有窗，南窗下有书桌和椅子，中间一张方桌。方桌上放着一个文具盒和一个烟灰缸。靠墙是用本色无漆的木板制成的书箱叠成书架，由上而下，几乎到顶，存放着鲁迅从寓所移存的马、恩、列、斯著作及其他社会科学、文学、美术等方面的书籍约6000册，并珍藏着瞿秋白、柔石等人的手稿和纪念物。据许广平回忆，瞿秋白同志研究中国语言文学问题的原稿“几经改动、誊抄完整……他临行前交给鲁迅一份，鲁迅妥慎保存于离寓所不远的旧狄思威路专藏存书的颇为秘密的一个书箱内。里面还存放着一些鲁迅的书籍和柔石等同志的遗著”。
鲁迅在1933年3月29日、30日的日记中，分别记录着“午后理书”“下午理书籍”，花了两天的时间整理藏书室。藏书室内的书架全部是用粗糙的原木板钉成的，鲁迅曾对朋友说：“这些书架全部是木箱，装满书就是书箱，打开来成了书架，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汽车运走。”书箱是由鲁迅自己设计的，用书箱叠成书架，外有活门，并可加锁。关上活门可以减少尘土，迁移搬运，书籍也不致散失混乱。周海婴曾跟随鲁迅去过藏书室，据他回忆，这个藏书室虽是白天也光线昏暗。只有一盏不过25瓦的普通白色灯泡的电灯吊在屋子中间，罩着圆伞形的灯罩，灯罩也未见裹上纸筒。室内没有可供长时间阅读的桌椅，房内因为久不住人，感到有点潮湿阴冷，且因久不开窗，有一股发霉的气味。待不多久，即感到有点寒气袭人，沁入肌肤。1936年3月2日，鲁迅因至狄思威路藏书室翻书受寒，发热并发支气管炎，后引发肺气肿。所以，这间藏书室是不可能长时间看书的，鲁迅到这里去主要是拿要看的书，或者存放已经看过的书。
据《鲁迅日记》年底书账统计，自鲁迅于1926年8月底离开北京至1936年10月14日逝世前五天，共买书及收友人赠书画册计6888册，除去在寓所保存的一部分，藏书室约存书6000册。（1926年9月至年底325册；1927年497册；1928年569册；1929年560册；1930年474册；1931年514册；1932年395册；1933年482册；1934年1265册；1935年987册；1936年1月至10月14日820册。）图3藏书室外景图4藏书室内景（局部）
住在藏书室楼下的日本邻居——木村重
溧阳路1359号的3楼住着坂本一家。2楼除了朝南小间为鲁迅藏书室外，两个大间被日清汽船株式会社上海分公司的职员小岛正七郎租住着。1楼居住着当时任职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木村重先生。鲁迅如果要去2楼藏书室，一定得通过木村重房间边的阶梯。自此，他看到鲁迅进进出出，有时能听到楼上传来搬动椅子找东西的声音，但听不到说话声。但木村重借书不能去2楼，必须到内山书店交接，有事也在内山书店办理，无论什么场合，关于书库的存在和与鲁迅的交往，这些日本邻居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尽管一些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可疑的人’拐弯抹角寻问，一楼和我们的女佣人也能很快地把他们赶走。”
这位日本侨民木村重与鲁迅颇有渊源，两人交往前后有3年，在同一幢楼的时间仅1年多。木村重生于190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大水产学院。1928年，木村重由日本外务省资助来到四川省。根据中日签订的文化协定，参与完成在上海建立自然科学研究所的任务。1931年，在成立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之际，他前往上海。在位于施高塔路11号（现四川北路2048号）的内山书店，木村重第一次见到了鲁迅。据他回忆，内山书店的读者来自四面八方，“常常有一位身穿蓝长袖衫，脚穿棉布鞋，留着胡须的老人坐着”，“嚯罗罗吸着烟”的老人，那就是鲁迅。两人交谈后，木村重发现鲁迅不仅仅是一个文豪，他对动物、植物、中药等领域都有所涉猎。熟识后才知道，鲁迅曾在日本仙台学过医，后弃医从文。从日本回国后，曾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传播新知，担任化学和生理学的教课，还兼任博物科植物学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木村重在上海工作期间，需要调查海洋生物的习性作研究，而中国的古籍中有对应详细介绍，但有些书却很难买到。鲁迅不但向木村重介绍书的内容，还指出去哪里买，甚至还带着他去买书。鲁迅还经常托内山书店店员打电话告诉木村重，发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新书，以便他去买。
1932年“一•二八抗战”后，木村重家属返回日本。1933年春，战火稍有平息，一家三口又在上海重聚。在内山完造的帮助下，租住到了狄思威路766号1楼。这年二月末三月初，木村重去内山书店，内山完造对他说：“周先生住你那二楼房子，请多关照。”他当即表示：“可以，可以。”木村重曾在《在上海的鲁迅》一文中提到：
有时鲁迅也来我的房间，大约喝上一杯茶。鲁迅很喜欢孩子，常常抚摸我孩子的头。孩子们高兴地叫他“周先生”。当然，对于伟大的鲁迅先生，孩子们是不知道的。女佣人只知道他是“周先生”。
木村重与鲁迅平均每周有1小时于内山书店在一起畅谈，在他的印象里，鲁迅说话镇静、慢条斯理，态度温厚。鲁迅常常把手放在口袋里，燃着香烟走路。但鲁迅决不走马路中央，而是在路边悠悠地走着。
1934年12月，木村重因二儿子患赤痢过世，悲伤不已，搬离了狄思威路。后因参加广岛大学动物学会会议，匆忙返回了日本。木村重还请鲁迅为其二儿子写了悼文，可惜的是因战后混乱丢失了。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时，木村重曾出版《自然》同人杂志。在创刊前，曾请鲁迅为刊物题签，亲书“自然”二字。而后木村重赠鲁迅《自然》创刊号一册。1936年7月29日，《鲁迅日记》载：“得《自然》（三）一本。”鲁迅遗物中还珍藏着《自然》1—3期。创刊号的目录上，注明“自然”由鲁迅书写。《自然》及其题签，就是鲁迅与木村重交往和友谊的物证。
藏书室的“名义”租客——镰田诚一
鲁迅顺利完成藏书搬迁，有一位日本友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镰田诚一。1930年3月，镰田诚一进入内山书店工作，初识鲁迅。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中，国民党将鲁迅作为“堕落文人”提出逮捕申请。1930年4月6日，鲁迅到内山完造家中避难，夜寄宿在此。镰田诚一自觉地承担了帮助鲁迅的义务。一来二往，他成了鲁迅信任的友人之一。内山书店是鲁迅对外联络的场所，信件、手稿也通过这里寄出，当鲁迅不亲自前往的时候，许广平会将信件、手稿交由镰田诚一。据镰田寿回忆，鲁迅全家迁居拉摩斯公寓，也是镰田诚一帮忙搬家的。1933年3月的藏书搬家也仍然是镰田诚一一人帮助的。木村重看见诚一运书箱，“当时诚一一件一件地搬行李，行李也没什么重量，但他每次却拿得很少，大概运了两天或三天。我每天去研究所，晚上回来都能看到他在搬家”。
1961年7月，上海鲁迅纪念馆在馆藏鲁迅遗物中发现了一块长方形木牌，长23.3厘米、宽11.5厘米、厚17厘米，本色无漆，墨书“镰田诚一”字样。遂向周建人请教，周老回忆说，此木牌系挂在溧阳路鲁迅藏书室门口，以迷惑敌人。周海婴曾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记载：
1980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去看望叔父周。……问起那块“镰田诚一”木牌的来历，他说，鲁迅住在景云里的时候，柔石、雪峰常来交谈。后来柔石被捕，国民党进一步搜捕，风声很紧，鲁迅就携带全家人到花园庄避难。中间似乎还在内山先生家里住过一夜。等到稍稍平静一点，鲁迅回家，看到门口钉了一块木牌，上写“镰田诚一”，大概是内山先生出于好意，利用这种方法，借以掩人耳目的。鲁迅立即拆下，收藏起来。……我问叔叔，溧阳路藏书室外边，是否也钉过写着“镰田诚一”的木牌，他说，倒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块木牌。
两个时间段的回忆有所出入，一段是说挂在藏书室门口；另一段则说是鲁迅在他处避难时，挂在家门口。但无论如何，都是通过镰田诚一的名义，默默保护着鲁迅。横地刚此前在研究文章中提到木牌为镰田诚一手迹，但这个说法无法考证。这块木牌虽历时久远，但风雨之迹不甚明显，大约正像周建人所说的，在室外钉的时间不太长的原因吧。
镰田诚一喜欢绘画、电影，与鲁迅共同话题很多。两人常常探讨爱罗先珂的故事，俄国艺术、日本文艺家论思想问题，毕加索、珂勒惠支画家等。1933年7月14日，镰田诚一因病回国，次年5月去世，年仅28岁。1934年5月17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闻镰田政一君于昨日病故，忆前年相助之谊，为之黯然。”翌年4月22日，鲁迅又为之作墓记。这是鲁迅为日本人写的唯一的一个碑铭。鲁迅在碑铭里把镰田诚一作为“朋友”，深表哀悼之意。
鲁迅藏书搬移及藏书室保护
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夫人许广平迁往霞飞路霞飞坊64号，这些鲁迅的藏书也随之移往，存放在64号3楼。1950年10月许广平来上海协助筹建鲁迅纪念馆之际，将经过抗日战争劫余的鲁迅藏书计41箱、2691种，携往北京交鲁迅博物馆保管。因鲁迅藏书绝大部分北移，鲁迅藏书室未按原状恢复，现为居民住房。但溧阳路1359号房屋基本上保持了历史原貌。1977年12月，鲁迅藏书室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公布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8月，经上海市委批准鲁迅藏书室的保护范围，除溧阳路1359号藏书室旧址外，还包括溧阳路1367、 1373、 1365号以及1359—1373号前面马路和东北面弄堂。1981年9月，在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在溧阳路1359号鲁迅藏书室旧址东门边墙上，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镶立汉白玉文物保护单位标志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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