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传 上卷(1878-1949)》:
重庆是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第二年,重庆同盟会支部就建立了。在杨庶堪、张培爵等人主持下,聚集革命力量,密谋发动武装起义,由于端方率鄂军入川,重庆党人一时未敢盲动。在成都龙泉驿驻守的清军排长、同盟会会员夏之时运作部队起义,被推选为总指挥,率八百余人东下重庆,促成了重庆起义成功。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为顾问,林畏生为总司令。安排就绪后,蜀军政府决定立即组织军队,西上成都讨伐赵尔丰。重庆蜀军政府还委任吴玉章为出席南京临时政府会议代表。吴玉章之所以没有去成都,而是到了重庆,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重要安排,就是准备从重庆出川,尽快与领导全国革命的总机关取得联系,以便开展下一步的工作。他把想法与重庆的同志做了交流,打算早日成行。这时,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到吴玉章的住处,跟他谈了一件他们难于处理的大事。
原来,蜀军政府在安排西征成都时,决定由夏之时以蜀军政府副都督的身份亲自领兵出征,而以总司令林畏生兼任北路支队长。
对西征军的安排,林畏生发生了误会,以为是摘掉了他的总司令职权,大为不满。他参加革命本来就是出于被迫,根本没有什么觉悟。当了蜀军总司令后,他自以为过去在新军中的地位比夏之时要高,因此,对夏之时常出不逊之言,态度非常傲慢。现在又误认为夏之时在故意打压他,一怒之下,即将支队长的委任文书和一切印信当众撕毁并且破口大骂,持枪握拳,闯进军政府,声言要找夏之时拼命。其手下有两个团长,更是横行不法,纵容士兵四处扰民。吴玉章在重庆街上也碰到过军人无纪律的情形,人们街谈巷议,惴惴不安。而张培爵和夏之时对此却毫无办法,刚刚成立的蜀军政府差不多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中。张培爵说完大致情况后,请吴玉章想个办法。吴玉章听完张培爵的叙说后,立即干脆地回答说:“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件事情,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
张培爵完全赞成吴玉章的意见,吴玉章也接受张培爵的邀请同意参加会议。12月17日,张培爵召集了蜀军政府全体军政负责人会议,特地告知不许携带武器,又安排警卫人员妥为戒备。人一到齐,会议开始。夏之时首先报告事情发生的经过,请大家讨论解决。这时,林畏生毫不在意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官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地说完就坐下了。过了许久,没有一个人敢站起来发言。
吴玉章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气愤,心想:“既为革命党人,对清朝反动政府都敢起来革命,为什么对这样一员悍将就不敢斗争了呢?”他控制了一下愤怒的情绪,从容地站起来说道:“我们革命的宗旨是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实行民主政治,解除人民痛苦,并不是以暴易暴。我们革命党人是不侮鳏寡,不畏强暴的。扶正义,打抱不平,正是我们革命党人的本色。如果我们今天一胜利,就横行霸道,和清朝官吏一样,实在违反革命初衷……”
吴玉章心情十分沉痛地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主张执行革命纪律,把这个会议变为军事裁判。许多在场的人都是初次见到吴玉章,他讲完之后,全场热烈鼓掌,表示同意。坐在一旁的林畏生不时地看看吴玉章,对这样一个陌生人义正词严的讲话,感到有些惊异,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
夏之时接着说:“我是当事人,不便主持裁判。我提议请最近由同盟会总部派来的、孙中山先生亲密的朋友吴玉章同志做裁判长。”大家都表示赞成。夏之时的这个提议,完全出乎吴玉章的意料,让他真是骑虎难下。吴玉章心想:“由于我提议才召开这次会议,现在要我来主持裁判,岂不是故意把杀人的事情推给我做吗?”但接着又想:“如果推辞,旁人也是一定不干的,事情又怎么解决呢?”于是,吴玉章便毅然接受了大家的推举,并向大家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我说明犯罪的行为时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二,我判决的处罚也必须得众人的同意;第三,判决后犯罪人得申诉或声明不服,并说明不服的理由;第四,判决后一定要遵照实行。必须大家都赞成这四个条件,我才能就职。”
对吴玉章说出的四条,大家都觉得法理适当,都说:“这是最公平的裁判法,我们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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