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1950-），男，河北武安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鸿国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秦汉史。出版《秦汉交通史稿》《史记的文化发掘》《中国女子从军史》《中国盗墓史》《秦汉时期生态环境研究》《秦汉史：帝国的成立》《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秦汉称谓研究》《秦汉交通考古》《秦汉儿童的世界》《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插图秦汉儿童史》等学术专著40余种。

商鞅、宣太后、甘罗、白起、郑国、吕不韦、秦始皇、李斯、乌氏倮、巴寡妇清、赵佗、商山四皓等在秦史舞台上都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秦史人物论稿》以作者对于以上秦史人物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这些对秦史进程形成影响的历史人物的分析，深化对秦史与秦文化的认识。理解这些人物的立场、思想、表现及其历史影响，对于多视角地考察秦史，可以提供有价值的新发现。而秦文化的风貌，也可以得到更具体、更生动的说明。

秦文公和史敦
《秦记》是秦国的史书。太史公撰作《史记》，采用了许多《秦记》提供的历史记录。其中有很多详密的社会信息、新鲜的文化逸闻、生动的人物肖像、精彩的历史片段。《秦记》最初撰述，应当始于秦文公时代。秦人重史的传统，对于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有积极意义的长久影响。
一 《秦记》的意义
秦始皇时代推行政治强权和文化专制政策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焚书。《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对于是否实行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博士齐人淳于越的主张被否定，最终以李斯坚持的推行郡县制的意见作为这次政治辩论的结论。然而李斯又针对淳于越的政见，指出当时“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问题，提出对以“学”议“令”的行为“禁之便”。建议焚书：“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李斯的主张得到秦始皇的认可。
所谓“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就是各国历史记载都被取缔，只留下秦国的史籍。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中说的：“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司马迁感叹诸侯史记之不存，所谓“独有《秦记》”，即“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后果。所谓“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指出《秦记》内容其实并不很完备。不过，他同时又肯定，就战国历史内容而言，《秦记》的真实性是可取的：“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对于以为秦史记录不值得尊重的态度，司马迁有所批评：“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司马贞《索隐》：“案：言俗学浅识，举而笑秦，此犹耳食不能知味也。”
李斯建议焚书时首先提出“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的第一条原则，说明对《秦记》的特殊看重。对于秦人来说，史学是有用之学，史书是有用之书。
二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
秦文公是秦史发展进程中有突出表现的君主。在确定“西垂”的政治重心地位之后，向东发展，逾陇山，至于“汧渭之会”。秦人长期在西汉水上游和渭水上游活动，经慎重考虑，在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抉择中确定往河渭方向开拓。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秦文公在关中平原西部确立了行政中心，进行祠祀建设，经营信仰秩序。《史记》卷五《秦本纪》记载：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
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
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
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
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
十九年，得陈宝。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赐谥为竫公。竫公之长子为太子，是文
公孙也。
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为宁公。在“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聊驹黄牛羝羊各一云”之后，秦文公又“初为鄜畤”，“得陈宝”，以及“伐南山大梓，丰大特”，都有充实信仰世界，建立祠祀体系的性质。后者有体现向秦岭以南发展的试探。“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显示出国土与国民控制的新进展。
“法初有三族之罪”，说明了司法体制方面对周制及东方传统的认同。
这位执政五十年的秦公，将秦史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除了“伐戎”军事成功之外，文化建设方面功绩的突出表现，即：
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金德建在他的学术专著《司马迁所见书考》中有《(秦记)考征》一文。其中写道：“开始写作《秦记》便在这一年。秦文公十三年是公元前七五三年，比较《春秋》的记事开始于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还要早三十多年。”也就是说，秦人正式记录史事，甚至早于《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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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公和史敦
一 《秦记》的意义
二 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
三 史敦：第一位见诸史籍的秦国史官
四 《秦记》叙述“从襄公开头”
五 史敦与史官记梦制度
政论与史论：秦史政治人物的对话
一 秦穆公与由余的对话：“自上圣黄帝”“及其后世”
二 秦孝公与卫鞅的对话：“三代不同礼而王”
三 秦昭襄王与范雎的对话：“五帝之圣”、“三王之仁”、“五伯之贤”
四 范雎与蔡泽的对话：“商君、吴起、大夫种”
五 秦王政神交韩非：“见《孤愤》、《五蠹》之书”
六 秦人对历史的记录与温习
商鞅及其“垦草”建议
一 《商君书·垦令》的意义
二 “垦草”动员与秦国经济进步
三 “近咸阳”诸水“尽得比山川祠”
四 秦地国土资源开发
五 “垦草”成功与秦的扩张
关于商君“强国弱民”理念
一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二 《商君书》“国强民弱”政治公式
三 “法大用，秦人治”
四 关于商君“刻薄”
秦孝公与商鞅的合作及定都咸阳决策
一 秦都的转移：由林牧而农耕的进步
二 自雍徙都咸阳：从农耕区的边缘到农耕区的中心
三 始都咸阳与新的生态地理条件及经济地理形势
秦武公与秦“力士”
一 “武王有力好戏”
二 早期“力士”故事与“秦之力人”
三 秦史“三力”及相关现象
四 “力士”地位与秦文化“尚力”风格
五 “扛鼎”、“举鼎”竞技表演
六 秦“尚力”传统在汉代社会的遗存
七 秦人对“力士”及“尚力”倾向的思考
八 关于“小人尚力”、“小人绝力”
宣太后的历史表演与秦史的宣太后时代
一 中国史的英雄时代
二 历史为宣太后提供的舞台
三 宣太后的政治成功
四 “昭襄业帝”的历史条件
五 宣太后的“通”与“乱”与秦楚风俗史背景
扁鹊“来入咸阳”“为小儿医”
一 扁鹊“随俗为变”，“即为小儿医”
二 秦简《日书》“生子”健康状况预言
三 关于“秦人爱小儿”
甘罗“年十二”“为上卿”
一 《战国策》《史记》甘罗事迹记述
二 甘罗故事疑议
三 “甘、奇显用，年乖强仕”
四 “甘罗之悟吕不韦，张辟疆之觉平、勃，皆以十二龄”
五 甘罗“声称后世”
六 关于“甘罗相秦”
“秦项橐”七岁为圣人师
一 孔子曰“后生可畏”
二 《战国策》《史记》“项橐”故事
三 “项託使婴儿矜”
四 “项橐、颜回”“万流仰镜”
五 “项橐”“秦人”疑议
白起与长平之战
一 白起的时代：“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
二 上将军白起
三 决战长平
四 “长平之坑”
五 长平之战的历史记录
六 杜邮悲剧
七 长平的痛苦记忆与白起的历史形象
八 长平追忆与白起纪念
九 头颅山·白起台
十 《白起论》反思
郑国与“郑国渠”
一 “郑国开渠利秦”
二 郑国渠：“郑国”的纪念
三 “郑国间秦”行为与“郑国渠”的工程史意义
嫪毐与“毐国”太原郡
一 嫪毒，士之无行者
二 “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毒国”
三 “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
四 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
五 “高皇帝居晋阳”
六 代王“都晋阳”
七 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
吕不韦及其封君河南
一 吕不韦出身及其以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成功
二 桃色污点与历史形象
三 阳翟·濮阳·河南雒阳：商人吕不韦的人生轨迹
四 吕不韦“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五 “吕母冢”遗恨
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一 《吕氏春秋》的学术品级和不韦的文化贡献
二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三 《吕氏春秋》的社会福利意识
四 以“忠义”为品式
五 “小忠”、“大忠”和“至忠”
六 先王之教，莫显于“忠”
七 “不忠，罪及其宗”
八 《吕氏春秋》中技术之学的知识精华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
一 “定于一”：战国时期社会的共同理想
二 秦始皇在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三 改诸侯置郡县
四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五 秦始皇统一的技术因素
六 秦始皇统一成就与秦文化的开放性格
七 秦始皇统一事业的历史评价
“皇帝”制度：秦始皇的政治发明
一 “既并天下而帝”
二 “议帝号”的政治讨论
三 秦昭襄王“西帝”故事
四 战争合法性宣传：“义兵”
五 执政合法性宣传：“圣德”
六 “黔首”的态度：“天下无异意”
七 “宗庙”权威：益阳兔子山秦二世诏子婴“宜王如故”
八 帝权的败落：“宜为王如故”
乌氏倮、巴寡妇清“名显天下”
一 “鄙人牧长”和“穷乡寡妇”
二 “秦皇帝礼巴寡妇清事”与“秦风”的关系
三 吕不韦的政策还是“秦始皇的本意”
《货殖列传》所见成功秦商
一 “秦破赵，迁卓氏”
二 “山东迁虏”程郑
三 宣曲任氏
四 因“塞之斥”致富的桥姚
五 无盐氏及“关中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