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少出自同一家庭的知名文人组合，如三国的“三曹” (即曹操、曹丕、曹植父子)、西晋的“二陆”(陆机、陆云兄弟)、北宋的“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明代的“公安三袁”(即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等等，他们都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与他们同一个类型的现代文人组合，则要数以笔名“鲁迅”知名于世的周树人(字豫才)与其二弟周作人(字启明)两兄弟，他们常常被人合称为“周氏兄弟”，或加上籍贯，称作“会稽周氏兄弟”。
会稽周氏兄弟早年为人所知，是因为他们在1909年问以“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名义，在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两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一、二两册。到了1918年，他们又共同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了《新青年》的两个重要作者，在新文学运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对此，《新青年》编辑部同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都曾给予充分的肯定。据钱玄同1936年10月在鲁迅逝世之后所作的《我对周豫才(即鲁迅)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所述：
民国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他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民国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自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有论文、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民国十年下半)。
作为《新青年》主编和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对周氏兄弟的创作和评论也多有肯定。他曾于1918年12月14日致函周作人，称赞“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希望允许他将此文在《新青年》上刊发。1920年，陈独秀离开北京以后，还多次致函周作人向周氏兄弟约稿，要鲁迅速将《一个青年的梦》全稿译了寄给上海刊发，还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
而《新青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推手胡适对于周氏兄弟的才能也极为欣赏。他在1922年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这个分析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对鲁迅和周作人的优长和异同却把握得相当贴切。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会稽周氏兄弟首先是以会稽为中心的越文化的产儿，他们对乡邦文化都有深厚的认同。鲁迅(1881—1936)一生先后在绍兴、南京、东京、仙台(其后又回到东京)、杭州(其后又回到绍兴)、北京、厦门、广州、上海八个地方生活过，其中在绍兴的时间最长(分为1881—1898年、1910—1911年两个时段)，前后共有将近20年。绍兴不仅是他生长和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许多小说和散文取材的主要来源。他所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是他主要的古籍整理工作，也体现了他对乡邦文化的认同。相比之下，他在杭州的生活时间则很短，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即使加上旅途往来，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直接写到杭州的文字都很少，对杭州的感情并不深厚，这是我们无须讳言的。但杭州毕竟是他的第一个工作地点，在这里也留下了他的生活踪迹，值得加以探寻。而且，鲁迅1898年春第一次到杭州，就是为了探望当时在杭州坐牢的祖父。杭州对周家来说，既是一个发迹之地、荣耀之地，也是一个失败之地、耻辱之地和伤心之地。身为绍兴文士，鲁迅等人对杭州本来就有一种复杂的情绪，而特殊的家庭因素，也为他对杭州的观感染上了特殊的色彩，这就更值得我们深入分析了。
与鲁迅一样，周作人在杭州生活的时间也不长，前后加起来不到两年。第一段时间(1897年2月一1898年7月5日)就是在杭州陪侍坐牢的祖父，与家庭变故的关系更加直接；第二段时间是民元时期在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做视学，时间只有一两个月。要谈他和杭州的关系，也不能不谈他的祖父。而且，周氏兄弟早年生活和学业选择都与祖父的事有着很深的联系。如果不是祖父出事，造成家道中落，他们的人生道路定然有很大的不同，对人生的感受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不管他们是否从事文学道路，都不会是人们后来看到的那个鲁迅和周作人。所以，要理解鲁迅和周作人，势必就要追循到他们的祖父周福清。而周福清其人，作为通过科举跻身仕途的旧士人，既是科举道路上的成功者，又是科举制度的破坏者，他的经历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他的遭遇与杭州这个城市也有着更大的关系。从周福清人手，一直讲到周氏兄弟，可以让我们更加明了晚清到民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以及新旧知识分子的代际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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