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史研究
重农与游幸—北宋君主的观稼活动析论*
顾成瑞 李毓
（西北大学 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710127）
摘要：北宋朝廷在沿用前代籍田、祈农典礼之外，还开创了观稼劝农制度。自宋初，皇帝与近臣、宗室每年定期去京郊御园、禁苑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收播情况，并唱和诗文、宴饮听乐，以此垂范稼事。这一举措后来成为“祖宗故实”的重要内容，并礼仪化。“观稼”形式灵活、花费较少，是朝廷常规的劝农活动。宋初亟须恢复农业生产、“以和止战”处理边患国策的形成与执行、官方对农业信息搜集获取需求的增强等现实背景感召着君主观稼不辍。此外，由于具有重农与文治色彩，观稼也为君主提供了合理的游幸时机。北宋中期之后，观稼从京城流布到州县，成为一种地方官劝农与郊游的方式。君臣观稼是宋代官方重农的象征，营造了农业突破性发展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观稼；重农；游幸；北宋
中国传统王朝自秦汉以来，形成了一套以先农、社稷、雩礼和籍田为代表的国家祈农劝农仪式，用以昭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民固耕的作用。至于北宋，在此之外，还通过君主的观稼、观麦、观稻等活动来彰显重农之意。无论是从举办次数的频多还是从实际影响来看，“观稼”等系列活动都超过了上述程式化农事礼仪，故而值得详加探讨。
有关宋代君主观稼活动，已有学者在相关研究中予以关注。例如，专攻宋代礼制史的学者王美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籍田、先农等礼仪程序上有新变化，“逐步趋向皇帝的一种劝农活动，而减轻原有的祭祀本义，或者说原有的祭祀礼仪色彩已经远离生活而是以一种更为实用的生活性的礼仪方式存在”，在此脉络下出现了观麦、观稼、观稻等礼仪活动；研究北宋皇家禁苑的王德利先生注意到东京玉津园里种植了麦、桑、稻等农作物，每到耕种、收获季节，皇帝都要亲自到园中观看；长期深耕宋代农业史的曾雄生先生在讨论宋代官方农学传统形成时，曾举宋真宗在宫内种植占城稻和观察长势作为朝廷重视农学知识探索和推广的例证。系统梳理北宋君主观稼活动的渊源、流变，分析这一实践的历史背景和所起劝农功效的研究，尚属阙如。笔者基于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措意于此。
一、“观稼”活动的渊源
“观稼”一词，出自《周礼 地官》“司稼”条，“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其本意是根据农作物长势估算年成，确定赋税征收细则。《周礼》所记载的内容大多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作为依据。秦汉时期田租征收过程中就有涉及年成产量的测算。可知，至晚在秦汉时期，“观稼”已是基层官吏在办理赋役征派事务中的一个环节。君主则尚不必为此目的而观稼。
有学者认为君主观稼活动*初出现在五代时期。其实，细绎文献，可知它在此之前已有出现。《后汉书》载建初七年（82年）九月，章帝出京巡行，路遇秋收，下诏要求“车驾行秋稼，观收获，因涉郡界。皆精骑轻行，无它辎重。不得辄修道桥，远离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后，以为烦扰”。这一规定是为了避免出现因隆重接驾而干扰秋收的情况。正史中的**次君主专程观稼，是帀皇三年（583年）九月，隋文帝在大兴城“幸城东，观稼谷”。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玄宗亲自在禁苑种麦，并率皇太子以下人等躬自收获。唐玄宗对此指出，“比岁令人巡检苗稼，所对多不以实，故自种植，以观其成”，可知，唐玄宗用心农事，希冀通过此举获得有关农业生产的**手信息，同时也能让太子、百官“知稼穑之艰难”。这与北宋君主频繁观稼的基本用意是一致的。不过，此时观稼活动尚属偶见。唐前期较为重视的是举行籍田礼和在相关诏敕赦书中申述劝农之意。安史之乱后至唐末，籍田礼仅在乾元二年（759年）实行过一次。但是，饶有兴味的是，君臣观稼活动时有举办。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后不久，在昇阳殿观稼。昇阳殿，据考位于大明宫北面禁苑中的望春宫。唐后期君主内苑观稼记载仅此一见。此外，有赐臣僚休假观稼的事例。据白居易记载，大和二年（828年）秋“岁大有年，诏赐百僚出城观稼”。唐末天复元年（901年），据时任翰林学士韩偓记载，“是岁大稔，内出金币赐百官充观稼宴，学士院别赐越绫百匹，委京兆府勾当。后，宰相一日宴于兴化亭”。这类“观稼”是在丰年时节由皇帝下旨恩准的游宴活动。参加的官员往往通过诗文写作，展示君臣心系垄亩、不忘稼穑的形象。例如，白居易写于大和二年的观稼诗谓：
清晨承诏命，丰岁阅田闾。膏雨抽苖足，凉风吐穗初。早禾黄错落，晚稻绿扶疏。好入诗家咏，宜令史馆书。散为万姓食，堆作九年储。莫道如云稼，今秋云不如。
白居易此时在朝担任刑部侍郎。诗中描述了长安城外粟和水稻的喜人长势。大和五年（831年）在河南府尹任上的白居易初秋与同僚出城观稼，写下诗句：
老尹醉醺醺，来随年少群。不忧头似雪，但喜稼如云。岁望千箱积，秋怜五谷分。何人知帝力，尧舜正为君。
字里行间流露了对民丰物阜的欣喜之情和对君上的赞颂。因此，唐后期的赐宴观稼是一项丰年犒赏臣僚的方式。这一旨趣也为宋代君主观稼所吸纳。不过，此时观稼尚未被视为重要政事活动而被史官载入国史之中。
五代时期，文献所见的君主观稼活动频次明显增加。出身田家的后梁太祖分别于帀平二年（908年）四月，“幸繁台观稼”；帀平三年（909年）闰八月，于“西苑观稼”；帀平四年（910年）二月，“出光政门至谷水观麦”；当年四月又“幸建春门阅新楼，至七里屯观麦”，并为从官赐食，赏物给河南府官员。帀平五年（911年）二月，“幸曜村民舍阅农事”；当年五月改年号为乾化元年（911年），“观稼于伊水”；当年八月，“幸故上阳宫，至榆林观稼” 。短短的四年时间内，后梁太祖专程“观稼”七次。其中的“繁台”，又名讲武台，位于汴梁郊外。光政门是洛阳南面六门之一，而建春门是洛阳东面之中门。可知，后梁太祖观稼之地多位于帀封、洛京郊外，观稼属于日常外出巡幸内容之一。后唐明宗的观稼劝农活动亦较为突出。天成二年（927年）四月，后唐明宗
“驾出北门观麦”，并向侍臣表示以“询诸父老，苗稼滋润，牛驴皆肥”为喜。此后，长兴元年（930年）三月、八月，长兴三年（932年）三月、九月，长兴四年（933年）三月，他数次出城观稼，并就了解到的民间缺乏耕牛、农具的问题，要求臣僚着力解决。此外，后周显德元年（954年）七月，周世宗“出熏风门，幸南御庄观稼”。显德五年（958年）九月，周世宗在玉津园为宰臣、枢密使、翰林学士、中书舍人等赐宴，并安排教坊奏乐。亲历其事的王溥后来在《五代会要》中对此事注解说明：“先是，上以前代有赐百官观稼之事，复以是岁秋成，念内臣之劳倦，故有是命。”这次赐观稼宴，是沿袭唐后期的做法。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君主多次不定期出郊和在宫苑观稼及赐百官观稼宴游，垂范农事，成为北宋观稼活动的渊源。
二、北宋时期“观稼”的制度化
北宋初期，宋太祖、宋太宗沿袭了前述五代君主的做法，将观稼作为巡幸游观的一项安排，不时举行。宋真宗即位后，将观稼作为日常政务中的重要事项常态化举行，弱化其游幸色彩，增加其劝农内容。宋仁宗时期，将君主观稼定格为“祖宗故实”，且为减少外出巡幸干扰，将举办地点放在内廷后苑。至宋神宗、宋哲宗时期，通过对国家礼制的调整，将君主观稼活动整合到籍田礼仪之中，使之礼仪化。有关这一变化历程，以下稍加勾勒。
宋太祖在位时期，观稼作为一项游观安排，举办次数不多。乾德二年（964年）“幸北郊观稼”。帀宝六年（973年）五月癸亥，“幸玉津园观刈麦”，八月丁亥，“幸观民刈禾”。帀宝八年（975年）四月戊辰，再次前往玉津园“观稻”。*后一次是帀宝九年（976年）五月庚辰在视察讲武池时，顺便到玉津园观稼。史书未载宋太祖在数次观稼时发表重农言论。相比于其在位期间多次举行的田猎、宴射、阅武等游幸事宜，观稼并不突出。这当有宋太祖出身行伍而偏好骑射的因由，也可能与当时国家尚未统一、帝王需要用心武事有关。
宋太宗时期，在一系列游观活动中，观稼作为重农象征的特点已凸显。宋太宗在观稼时，往往与宰辅、亲王等论及帝王生活俭朴、留心农事的重要性。例如，雍熙元年（984年）五月丁亥在城南观麦，又前往玉津园观鱼和宴射，*后向近臣讲述“朕观五代以来帝王，始则俭勤，终乃忘其艰难，恣为逸豫，不恤士众，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贻也。在人上者，当以为戒”。端拱元年（988年）宋太宗在教导诸王时，指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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