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治军事史研究
一个“好战分子”形象的塑造——《宋史》王韶早期史揭秘
廖寅 李欣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071002)
摘要：王韶是宋神宗西北开边的主要负责人，既有丰富的军事思想，又有卓越的军事实践能力。《宋史》及其源头宋朝国史故意篡改王韶早期履历，并有意省略王韶的和戎思想，专记其平戎主张，目的是弱化王韶的正面意义，进而塑造出王韶“好战分子”的形象。正因为是源自家族史的书写，万历《湖广总志.王韶传》保留了许多稀见且重要的历史信息，从而让我们得以剥离王韶“好战分子”形象，还原王韶早期的历史形象。
关键词：北宋；王韶；早期履历；“好战分子”
王韶（1030—1081年），字子纯，号敷阳子，谥襄敏，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历任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通远军知军、熙州知州、枢密副使、洪州知州、鄂州知州等职。_王韶是宋代罕有的既有军事思想，又有军事实践的文臣军事家，南宋吴儆在与孝宗《论文臣当习武事》中举的唯一一个例子就是王韶。王韶既是神宗时期西北军事战略的提出者，又是神宗前期西北军事扩张政策的执行者。正因为王韶的特殊身份和特殊历史贡献，所以时至今日，王韶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王韶及其次子王厚的开边，如孙家骅《试论王韶出师熙河》、冯瑞和贺兴《王韶〈平戎策〉及其经略熙河》、王晓燕《王韶经营熙河管窥》、罗家祥《北宋晚期的政局演变与武将命运一以王厚军事活动为例》、王连旗《论王韶对西北地区的开拓经营》和《北宋王韶、王厚的西北经略与边疆安全一以军政经略为中心》、王连旗和李玉洁《北宋后期的西北经济开发与边疆安全一以王韶的西北经济开发为中心》；二是王韶及其诸子的诗文，如王可喜《王韶〈平戎策〉中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及借鉴意义——兼补辑〈全宋文〉中的王韶文》、《王韶及其咏东林诗——兼补校〈全宋诗〉中王韶诗》和《王韶佚文考》，王娇和王可喜《新发现湖北〈茅田王氏宗谱〉所存冯京等宋人佚诗文辑考》；三是王韶及其诸子的生平，如朱瑞熙和孙家骅《北宋军事家王韶墓址考》、王可喜和王兆鹏《王韶行年考》及《北宋词人王菜行年考》、王可喜《王厚生卒年考》。尽管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但关于王韶的疑问仍然很多，尤其是关于王韶熙宁开边之前的早期履历及其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史书的记载存在严重的矛盾，本文试图揭开矛盾记载背后的真实历史面相。
一、王韶早期履历
万历《湖广总志》卷五〇《献征录四 宋士列传》收录有《王韶传》，主体内容与《宋史 王韶传》相似，只是更为简略，如王韶熙宁元年（1068年）诣阙上《平戎策》，被委任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随后相继出任通远军知军、熙州知州，领导开拓熙、河等州；再因功而被召人朝，出任枢密副使；*后罢知洪、鄂等州。但开头与结尾部分，两书相差很大。结尾部分只是对王韶的定性评价，不涉及历史事件，暂且不论。开头部分主要记述的是王韶的早期事迹，即熙宁元年之前的事迹，两书之间的出人非常大。为便于比较分析，兹将两书开头部分转录于下：
王韶字子纯，罗田人。少举神童科，嘉祐二年登章衡榜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蔡知庆州，韶调官关中，遂谒蔡于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蔡遂以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熙（当为“洮”）河一说，韶悦之，以为可行。先是，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至是，韶游至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云云，遂冗以为策，以干丞相韩公。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十策。（万历《湖广总志》卷50《王韶传》）
王韶字子纯，江州德安人。第进士，调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诣阙上《平戎策》三篇。（《宋史》卷328《王韶传》）
关于王韶早期事迹，两书的部分信息是相似的，如进士及第、新安主簿、建昌军司理参军、上《平戎策》等，但更多的信息却是矛盾的，表现在：籍贯，一为蕲州罗田，一为江州德安；举神童科，一有记载，一无记载；采访边事的时间与原因，一为参加制科考试之前，因调官关中，顺势而为，一为参加制科考试失败之后，客游陕西，刻意而为；拜谒夏竦神道碑，缘此写成《平戎策》，并上呈丞相韩琦，一有记载，一无记载；《平戎策》篇数，一为十篇，一为三篇。
在以上五个问题中，第三个*为关键，第四、第五个问题皆与第三个问题有逻辑因果关系，因此，兹先从第三个问题谈起。第三个问题的时间起点是王韶卸任建昌军司理参军，这是万历《湖广总志》与《宋史》共同认可的，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王韶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时间。据王可喜和王兆鹏《王韶行年考》，王韶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时间是治平三年（1066年），理由是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二《秩官题名》载有治平三年司理参军王韶。_然而，根据万历《湖广总志》的记载，王韶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同时，蔡挺正任江西提点刑狱，并且两人的关系非常好，可以说是忘年交。这就衍生出两个小问题：一是万历《湖广总志》所说的王、蔡同时任职江西且相互交好的事实是否真实；二是如果是真的，二人任职的时间是否在治平三年左右。万历《湖广总志》关于王韶与蔡挺交往的史料，*早见于魏泰《东轩笔录》。该书记载：
王观文韶始为建昌军司理参军，时蔡枢密挺提点江西刑狱，一见知其必贵，顾待甚厚。数年，蔡知庆州，王调官关中，遂谒蔡于庆阳，且言将应制科，欲知西事本末。蔡遂以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其间有向宝议洮河一说，王悦之，以为可行。
魏泰的记载后又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全文转录，并被宋代其他典籍广泛征引，如《舆地纪胜》、《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翰苑新书》等。万历《湖广总志》关于王、蔡交往的记载与《东轩笔录》、《皇朝类苑》和《舆地纪胜》中的记载完全相同，明显是抄自三书中的某一书。
从史源来说，万历《湖广总志》关于王、蔡同时任职江西且相互交好的事实是成立的。那么，二人同时任职江西的时间是否在治平三年（1066年）左右呢？蔡挺明显比王韶年长位高，我们可以先来看蔡挺的履历。蔡挺（1014—1079年），字子政，应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景祐元年（1034年）进士，曾任虔州推官、泾州通判、鄺州通判、南安军知军、江西提点刑狱、陕西转运副使、庆州知州、渭州知州、枢密副使等职。_与王韶早期履历有关的是嘉祐二年（1057年）至熙宁元年（1068年）这段时间，蔡挺于嘉祐五年（1060年）正月出知南安军，嘉祐七年（1062年）二月升任江西提点刑狱，治平初转任陕西转运副使，因上书论御戎攻守大计，又转任庆州知州，直到治平四年（1067年）自庆徙渭。明显，正德《建昌府志》的记载是错误的，王韶不可能在治平三年左右担任建昌军司理参军，其担任建昌军司理参军的时间应该在嘉祐七年左右。
建昌军司理参军任满后，王韶是在参加制科考试之前调官关中，顺势了解西事，还是在制科考试失败之后客游陕西，刻意采访边情呢？答案显然是前者。王韶调官关中的记载源自《东轩笔录》《皇朝类苑》《舆地纪胜》等宋代典籍，是值得信赖的。同时，王韶在关中担任的具体职务也有记载，《宋朝诸臣奏议》明确记载了王韶曾担任耀州司户参军，王韶上《平戎策》时的身份就是“前耀州司户参军”。耀州所在的永兴军路毗邻西夏，是宋夏战争的主战场。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既然身处战争地带，就不可能不关心西部边事。“未开熙河前，关中士人多言其利害”，王韶自然能够感受到此种氛围。王韶任耀州司户参军的时间当在治平三年左右。其时，蔡挺正知庆州。耀州与庆州同属永兴军路，两州相距200千米左右，作为门生，王韶当然应该前往拜谒蔡挺。蔡挺长期任职于西部边疆，在王韶到访之前，先后担任过泾州通判、鄺州通判、陕西转运副使、庆州知州等职，对西部边事可以说是相当熟悉。如果王韶想了解西部边事，蔡挺无疑是*佳采访对象。基于二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蔡挺遂毫无保留地将“前后士大夫之言及边事者皆示之”。当然，王韶采访边事也有应对制科考试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王韶采访边事是在制科考试之前，而不是在制科考试失败之后。而且，王韶采访边事是因身处其境，顺其自然，而不是刻意游陕采访。
关于第四个问题，即拜谒夏竦神道碑，缘此写成《平戎策》，并上呈丞相韩琦。这一记载*早见于晁说之（1059—1129年）的《景迂生集》。晁说之在《与熙河钱帅书》中说：“熙河一道，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其后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 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薄游阳翟，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遂冗以为策以干丞相。时丞相是谓韩公，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晁说之的记述后为洪迈《容斋随笔》全文转载。曹南院，即曹玮（973——1030年），名将曹彬第四子，官至宣徽南院使，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至天禧三年（1019年）先后担任秦州知州、秦州都部署。在此期间，熙河一道弃而不城。英公，即夏竦（985——1051年），字子乔，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谥“文庄”，封英国公，官至丞相，死后葬于许州阳翟县（今河南禹州）。康定元年（1040年）至庆历二年（1042年），夏竦先后担任泾州知州兼泾原秦凤路缘边经略安抚使、永兴军知军兼陕西经略安抚使、缘边招讨使，欲城熙河一道，当在此时。夏竦是宋代第一位江州籍中央官员，更是唯一的一位宰相。对于江州士人来说，夏竦无疑是无比崇高的榜样。同时，夏竦是第一次宋夏战争的*高统帅，对西夏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和作战思想。王韶与夏竦同为德安人，又在思考同样的战略问题，拜祭夏竦不仅是应当的，而且是必需的。王韶的《平戎策》也印证了他的确拜祭过夏竦神道碑。王韶《平戎策》就是在夏竦神道碑中所提《陈边事十策》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一点下文有详细分析。《宋史》漏写王韶拜祭夏竦神道碑，也就无法如实反映《平戎策》的形成过程。《平戎策》写成后，王韶首先想到的是上呈给丞相韩琦。韩琦是第一次宋夏战争的三大统帅之一，相比于夏竦、范仲淹主守，韩琦主张进攻。_或许是曾经主战的原因，韩琦做宰相后，很多主张开边的信札都呈送到了韩琦手中，王韶自然也不例外。不过，自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的思想逐渐转向保守，“凡言开边者皆不纳”。王韶的上书非但没有得到预期的回响，反而被视为幼稚、狂妄，即“稚而狂之”。
回头来看第二个问题。_王韶参加神童科考试仅见于万历《湖广总志》，没有其他任何旁证。从第三、第四个问题来看，万历《湖广总志 王韶传》的记载皆有据可依，有非常高的可信度，王韶应该是参加过神童科考试，目前未见更原始的记载，一种可能是有记载传世，但笔者尚未见，还有一种可能是曾经有记载，但已经失传。不过，目前也有些间接信息可资说明。首先，王韶的确非常聪明，也非常早慧，“自幼天资高迈，志趣不群，识者知其非寻常士也”。其次，我们还可以从王韶幼子王菜身上看到王韶的影子。王菜（1073——1078年），字辅道，王韶第十三子，号南陔，官至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王菜很小的时候就显得特别聪明，“机警见于幼年”，五岁的时候在开封府元宵节活动中走散，凭借自己的智慧*终回到了家中;“少有能诗名，世谓其诗初若不经意，然遣辞属意，清丽绝人”。王菜号称“少豪迈有父风”。反过来看，王韶同样应具有神童风范。
按照惯例，宋朝高层官员的国史列传史料当取材于私人书写的传主行状。王韶官至观文殿学士、枢密副使，当为从二品，死后赠金紫光禄大夫，当为正二品，正常情况下，国史《王韶传》应与王韶行状近似。行状肯定会详细叙述王韶的履历，应该包括王韶调官关中、拜谒蔡挺等信息，决不会颠倒游陕与参加制举考试的顺序。明显，*终版的国史《王韶传》非但没有依据王韶行状，反而对王韶的事迹做了刻意的加工改造。神宗朝是变法派与保守派斗争极为激烈的时代，两派的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从哲宗到高宗，保守派、变法派轮番上台。无论谁上台，都会根据自己党派的立场重修神宗朝国史。*终版的神宗朝国史修定于高宗朝，完全体现了保守派的意志。国史《王韶传》虽已亡佚，但《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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