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的历史,就是经历三代贵族共和制向秦汉以来的帝国郡县制转变并逐渐完善的“天地大变局”。在这场大变局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次第登台,可以说也是一首由怀着不同目的、奔着不同方向的英雄、谋士、儒生、佞邪、美人联手上演的合奏曲,阵前、宫中、官场,有奇计阴谋、钩心斗角,也有英雄途穷、儿女情长,正是他们之间形成的合力一步步推动历史的前进。
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场景之后,也隐藏着一条历史的草蛇灰线,那就是秦制之弊及汉帝国建立后统治集团与知识精英对秦制的调适。体现这种调适的标志,就是从秦帝国的“焚书坑儒”到汉帝国的“表章六经”。经调试后的汉帝国统治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承秦之制、行周之政,即在政治体制上继承秦帝国,在治国理念或者说意识形态上则用儒学。这种改变,能避免秦帝国君师合一体制的弊端,使君主的权力受到道统的部分制约,帝国自我纠错能力得以加强,实现了帝国与知识精英的和解,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当然,儒学无法包治百病,于是乎,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最终成为两汉政治文化与统治运作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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