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禄劝综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向西突围的征程,进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湘江一役,使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12月18日黎平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得到12天的休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将云南的部队调出来增援。毛泽东当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被调动出来后,红军突然掉头向云南疾进,前锋直逼昆明。红九军团攻宣威、占会泽,作渡江之势,迷惑和分散敌军主力。而红军主力则以迅雷之势,经沾益,下曲靖,攻马龙,占嵩明,取寻甸,以夺昆明之势迫使云南当局又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岸的防务。红军乘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之际,掉头向金沙江疾进。
1935年4月27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寻甸县境。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鲁口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部署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皎平渡、五军团殿后的队列前进。
军委纵队组织了一支渡江先遣队(由干部团三营为先遣营,五连为前卫连,以及国家保卫局侦察队、军委侦察科、军委直属警卫营一个连、工兵29分队组成),由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司令。先遣队在总参谋长刘伯承、干部团政委宋任穷、保卫局长李克农等带领下,于5月1日晚从禄劝小仓街出发,5月2日午夜赶到皎平渡口。在当地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在南岸得到两条木船,找到部分船工,迅速渡过金沙江,包围了北岸“厘金局”保安队,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北岸守敌,顺利夺取渡口。随后先遣队又在北岸夺得3条木船,在上游鲁车渡找来2条木船。此时共获得7条木船(北岸缴获的一条可容6人的渔船渡江时没有使用),先后找到37位船工(每船有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日夜摆渡。
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前卫团,于5月1日从寻甸柯渡出发进入禄劝县境,在翠华界牌、小仓一带宿营。红军总部在小仓驻扎,朱德总司令在李湘家住宿,周恩来同干部团在界牌白家大院宿营,毛泽东在界牌一汪姓农民家住宿办公。
5月2日凌晨,军委纵队在翠华田心召开渡江筹粮大会,随后向团街进发,在团街区公所召开总部干部大会,朱德下达渡江命令,博古作渡江动员报告,成立了以刘伯承为总指挥、陈云为政委的渡江指挥部,颁布《渡河守则》。5月3日拂晓,毛泽东随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在江北岸头一个崖洞内住宿办公。
红一军团先锋红二师四团于5月1日从款庄进入禄劝县境。国民党禄劝县政府事先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县长何泽周任主任,团总周铁成任副主任,并在各处山头哨所放出“探子”观察红军动向。正当“防共委员会”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商议如何保城的时候,第一个探子来报告,崇德大弥陀发现便衣七八十人。隔不多时,第二个探子又来报告,说“共军”已经铺天盖地从山上下来了。紧接着,第三个探子跑来又说,“共军”已到大缉麻街。何泽周嘴里说:“又不是天兵天将,咋个有那么快!”可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赶紧下令关城门,并将所有的常备队和正在县城训练班受训的乡长召集起来“保城”。
下午五时,红军将县城团团围住,先喊话,让敌人打开城门,敌人不但不开门反向红军开枪射击。红军当即下令攻城,一时间城内外枪声大作。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红军攻克县城,在王姓茶铺内击毙负隅顽抗的县长何泽周和团总周铁成。在追捕中,红军一姓杨的连长光荣牺牲。红军在县城砸开监狱,释放200余名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开仓放粮,没收地主财物,救济贫苦百姓;把县衙门前的石狮子推倒作讲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此时,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后回乡隐蔽的党员,也以“人民之友社”的名义,贴出标语欢迎红军。次日一早,红军又马不停蹄地向武定、元谋进发。
5月3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元谋县城,一师于同日抵达龙街渡。龙街渡渡船已被敌人焚毁和破坏,于是架设浮桥,佯作渡江姿态,把追兵引向元谋、永仁一带。5月5日,军委电令一军团赶到皎平渡渡江,一军团奉命沿金沙江而下急行军,于7日晚赶到皎平渡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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