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过禄劝综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于1934年10月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向西突围的征程，进行战略大转移。
红军虽然连续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湘江一役，使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12月18日黎平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在遵义得到12天的休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将云南的部队调出来增援。毛泽东当时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滇军被调动出来后，红军突然掉头向云南疾进，前锋直逼昆明。红九军团攻宣威、占会泽，作渡江之势，迷惑和分散敌军主力。而红军主力则以迅雷之势，经沾益，下曲靖，攻马龙，占嵩明，取寻甸，以夺昆明之势迫使云南当局又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从而削弱了金沙江沿岸的防务。红军乘金沙江两岸兵力空虚之际，掉头向金沙江疾进。
1935年4月27日，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寻甸县境。29日，中革军委在寻甸鲁口哨发布了《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部署一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三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抢占皎平渡、五军团殿后的队列前进。
军委纵队组织了一支渡江先遣队（由干部团三营为先遣营，五连为前卫连，以及国家保卫局侦察队、军委侦察科、军委直属警卫营一个连、工兵29分队组成），由刘伯承总参谋长任司令。先遣队在总参谋长刘伯承、干部团政委宋任穷、保卫局长李克农等带领下，于5月1日晚从禄劝小仓街出发，5月2日午夜赶到皎平渡口。在当地船工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在南岸得到两条木船，找到部分船工，迅速渡过金沙江，包围了北岸“厘金局”保安队，出其不意地消灭了北岸守敌，顺利夺取渡口。随后先遣队又在北岸夺得3条木船，在上游鲁车渡找来2条木船。此时共获得7条木船（北岸缴获的一条可容6人的渔船渡江时没有使用），先后找到37位船工（每船有6名船工，3人一班，来回划10次换一班），歇人不歇船，日夜摆渡。
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前卫团，于5月1日从寻甸柯渡出发进入禄劝县境，在翠华界牌、小仓一带宿营。红军总部在小仓驻扎，朱德总司令在李湘家住宿，周恩来同干部团在界牌白家大院宿营，毛泽东在界牌一汪姓农民家住宿办公。
5月2日凌晨，军委纵队在翠华田心召开渡江筹粮大会，随后向团街进发，在团街区公所召开总部干部大会，朱德下达渡江命令，博古作渡江动员报告，成立了以刘伯承为总指挥、陈云为政委的渡江指挥部，颁布《渡河守则》。5月3日拂晓，毛泽东随干部团渡过金沙江，在江北岸头一个崖洞内住宿办公。
红一军团先锋红二师四团于5月1日从款庄进入禄劝县境。国民党禄劝县政府事先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县长何泽周任主任，团总周铁成任副主任，并在各处山头哨所放出“探子”观察红军动向。正当“防共委员会”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商议如何保城的时候，第一个探子来报告，崇德大弥陀发现便衣七八十人。隔不多时，第二个探子又来报告，说“共军”已经铺天盖地从山上下来了。紧接着，第三个探子跑来又说，“共军”已到大缉麻街。何泽周嘴里说：“又不是天兵天将，咋个有那么快！”可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赶紧下令关城门，并将所有的常备队和正在县城训练班受训的乡长召集起来“保城”。
下午五时，红军将县城团团围住，先喊话，让敌人打开城门，敌人不但不开门反向红军开枪射击。红军当即下令攻城，一时间城内外枪声大作。经过二十多分钟的战斗，红军攻克县城，在王姓茶铺内击毙负隅顽抗的县长何泽周和团总周铁成。在追捕中，红军一姓杨的连长光荣牺牲。红军在县城砸开监狱，释放200余名无辜被关押的群众；开仓放粮，没收地主财物，救济贫苦百姓；把县衙门前的石狮子推倒作讲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和共产党北上抗日的主张。此时，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后回乡隐蔽的党员，也以“人民之友社”的名义，贴出标语欢迎红军。次日一早，红军又马不停蹄地向武定、元谋进发。
5月3日，红一军团二师攻占元谋县城，一师于同日抵达龙街渡。龙街渡渡船已被敌人焚毁和破坏，于是架设浮桥，佯作渡江姿态，把追兵引向元谋、永仁一带。5月5日，军委电令一军团赶到皎平渡渡江，一军团奉命沿金沙江而下急行军，于7日晚赶到皎平渡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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