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华，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副主任。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领域为语言类型学、形态学和句法学，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吕叔湘语言学奖和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谈谈调查太平洋岛施格语的体会（代序）

3. 描写的本质

"一、化祭祀为修身

在调查Motuna语的过程中，我领教了什么叫“描写”：在做专题性调查之前先从已知的语言知识、类似的语言结构出发，就被调查语的句型与普遍理论的关联作一些工作假设。在调查中就围绕着与理论有关的事实不断深入，核实、推翻、补充或修改预作的假设。然后把调查所得从形式上加以概括，能多抽象就多抽象。从头到尾，哪怕在描写特殊语法中最特殊的细节时也想着语言共性的理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种工作程序，对我这样一个多年来在古代汉语专业里格致熏陶深入骨髓的语文学者来说，未免有点先验有点虚浮，不太扎实可靠。但实际上这是有效率的科学调查、科学研究所必需的。只有带着问题学，带着假说去调查，才能迅速鉴别出新材料并判断它的重要性、发现新问题所在。只有时刻关心理论问题，才能把自己的描写变得有科学意义，而不是只有历史意义，不是搜罗奇闻轶事以俟日后考证。

鲍勃本人也许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既是顶尖描写语言学家，同时又有理论癖和理论建树，例如他对英语语法就有一种从语义学出发来描写的新方法（Dixon，1991），又如他对语言演变提出一个“裂变-聚变”交替进行的新模式（Dixon，1997）[ 中译本《语言兴衰论》，朱晓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他描写了很多特定语言的特定语法，但他又为共性研究、理论探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事实上，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 “实质主义”是我杜撰的一个词，用来覆盖所有非形式派，包括描写派、类型派、功能派、认知派、演化派等等。]都会引用他的成果。

跟他学习怎么描写一个陌生语言是一种享受。我们调查是两人一组，但期末报告各写各的。我先把鲍勃的多部描写语法著作（1972，1977a，1980，1988）看熟了，然后看样学样。最后的报告竟得了他教书几十年给的最高分，还加批了一个“A masterly study!”的评语[ 该文译文载《南方语言学》第17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那当然是他自卖自夸，照他的评分标准，是因为我照他的Yidin语法（Dixon，1977）依样画葫芦，给Motuna并列句写了这样一条删除规则：

If [...], [...] then it should be the case that

[(X)a(Y)V-x]i, [(W)b(Z)V]j

where CR (a, b), i≠j, and either if SA:O (a, b), then x=ro, or if ~SA:O (a, b), then x=ku, and then ‘b’ can be deleted.

这条总规则是从200多个例句中概括（不是归纳！）出来的，它概括了两条大规则，四条次规则，次规则概括了六类三十一种并列句型。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自以为高明得敢来法门念咒，那不过是小和尚念经。我举这例子是因为这是自己的学习经历，谈起体会来贴切点：第一，形式化的方法不是哪个主义的专利，它是通用工具。第二，描写的真谛并不像我从前学到的那样，把材料堆那儿就像开杂货铺，顺手归堆“归纳”成“厨房用品”“床上用品”等等。描写的目标实际上是能多抽象就多抽象，“只要登上概括之梯，就没有理由在哪一级上停下来”（朱晓农，1987—1988）。

调查施格语这种我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语言也让我理解了什么叫“特殊”。很久以来我们都喜欢说“汉语特殊”，自从十几年前出了个“文化语言学”，说得就更多了。其实跟ergative语一比，英语、日语、南亚语、阿拉伯语、达拉毗荼语、斯瓦希里语、印第安语，统统属于一个常见的类型“受格语”。Klimov提出另两种类型，一种是stative-active，包括西伯利亚和北美一些语言，Gamkrelidze& Ivannov（1995）构拟的原始印欧语亦属此类。另一种Nichols（1990）把它叫作gender type，包括班图语和一些大洋洲土著语。Dixon（1979）的分类中没有gender，但有hierarchical，包括北美Kiowa-Tanoan语系和部分Meso-American语，如Tepenhuan。不过主要的还是accusative（受格语）和ergative（施格语）两种。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么个岛上有近七百种语言，被认为分属六七十个语系，复杂奇怪特殊，相形之下，汉语实在很普通、很一般。还有人说汉语有很强的人文性，意思是说在很多场合理解句子含义需要同时或预先理解句子背后的文化含义。这恰恰不是特殊性，而是共性，哪个语言都有他本身的人文性。反倒是没有人文性的语言才是特殊的，不过迄今为止还没发现没有人文性的自然语言。

关于汉语在施受格维度上的属性问题，几十年前曾有过初步探讨。吕叔湘先生（1987）分析了受格语和作格语两种格局，不同意海外某些学者的汉语作格论。他根据汉语及物动词绝大多数能进入受格句式，而进入作格句式很受限制的事实，认为“很难把汉语推向作格语言的一边”。以此来看，吕先生似应持汉语受格论。不过吕先生又明确指出，区分两者必须要有形态依据，“汉语没有这种形态，要说它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语言都只能是一种比况的说法”。这个比况大概是指从语序或语义方面的相似表现来类比形态格局。像“鸡吃了/王冕死了父亲/来了客人/台上坐着主席团”那些句子，一直是主谓宾分析法的难堪例外。赵元任先生换了个“话题-说明”的观察视角。近年来金立鑫等多位学者重新加以论证，认为这是汉语分裂施格性的表现。这是个值得深入的研究路向。不过还是得记住吕先生的那句“比况”告诫，这是一种按扩大或类推的操作标准的施格。我信奉“操作决定性质”（布里奇曼）的研究原则，按照不同方法划分出来的不是同一层次上相同的类，当然可以在更深的层次上抽象出更概括的性质。

“特殊性/特点”可以从相对和绝对两方面来理解。相对的特殊，也就是我们一贯认为的特殊，是把汉语跟英语、日语等比一下，说这不同那不同，这特殊那特殊。反过来，英语日语在你特殊的地方它也特殊。寻找这种相对特殊对于“学语言”来说是有用的，但强调这种相对特殊对于“语言学”来说则是有害的。一旦放到人类语言的共性背景中，绝大多数的“相对特殊”就失去了它的特殊性。任何科学都是以寻求“共性/规律”为基本目标的。人类语言中不是不存在变异，不是不允许特殊，但语言学要确定的是“绝对特殊”。也就是说，在人类语言中只有汉语有的特点，或只有少数语言有的特点，那才是“语言学”所要研究的，而不是“学语言”时所要牢记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特点才是汉语最大的特点。如果哪天发现了汉语中哪个现象真是绝对特殊，那是我们中国语言学家的节日，因为我们为探索语言共性及其极限，为“语言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对“语言共性”的认识有内部和外部两种定义：实质主义把它看成人类语言中共有的东西（内部定义），形式主义把它定义为人类语言中有而动物通讯系统中无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外部定义）。本来内涵定义就这两个标准：对内有周延性，对外有排除性。实质主义强调前者，形式主义强调后者。光从面上看，半斤八两，都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后八两的“形式”理想比前半斤的“实质”理想还更宏大。但从操作层面看，实质主义的定义更有利于本学科的研究。实际上，形式主义的研究从不涉及人类语言和动物通讯的异同研究，而按照其外部定义，它主要应该研究这种异同比较。我不把所有用形式化方法来处理语料的都叫形式主义。我把形式主义单留给那些本体观为“语言是形式系统”、基本假设是“语言自足”、基本目标是用形式符号给出概括的研究模式。具有其他假设和目标的学者因为同样需要处理作为系统的语言，不可避免地也要使用形式化的方法，比如功能派语言学家陆丙甫常常使用形式化的符号，但他们不是“形式主义者”，用陆丙甫的话说是“形式描写，功能解释”，或者“形式为用，功能为体”。

上古汉语的作格动词
上古汉语及物动词与不及物动词划分的百年回顾
作格与古汉语“及物”变读规则
先秦汉语的类型指向
施通格论元组配类型的逻辑及分析
作格语言的语序
类型学的作格格局
汉语是作格语言吗？
汉语动结式在语言类型上的两面性
从分裂作格现象看汉语句法的混合性
现代汉语作格动词的判定标准
语篇视角下汉语“格”类型的重新审视
汉语的作格结构：北京话“把”字句的理论探讨
官话和粤语中的“把”字结构与作格
参考文献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