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高等教育管理与教学研究》：
1952年至1953年，高等院校院系进行了调整。主要是为了与当时的工业发展相适应，将重心调整到高等工程技术教育上，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主要分为本科与专科两级，在1953年之后才开始招收研究生，但是结构比较单一。
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主要实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对于高等教育自身管理特点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在后来问题不断地显现出来。从另一个方面讲，这些问题的出现同时也在促进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
1958年之后，高等学校的数量开始大规模上升，高等教育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办学形式开始规范化、多样化。全日制、半工半读等形式开始出现，但是数量增长与当时高等教育发展所需资源投入的有限性的矛盾显然是非常尖锐的。数量的增加、教育资源的短缺，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一些盲目发展的学校不得不下马。到1965年高等学校数量调整至434所，在校生数也随之压缩。对重点高等学校实行“四定”，即定规格、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
20世纪50年代的末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国家开始恢复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开始进入重新的发展阶段；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积极利用社会办学资源与力量，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办学机制，满足了社会上不同层次的教育需求，开启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
由于经济水平和政治体制的制约，总体上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多元化发展的步伐是缓慢的。随着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变革、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针对我国长期存在的地区间经济、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状况，改变政府办学单一体制，建立一个多元开放的高等教育组织结构及管理体系是趋势。这其中包含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高等教育组织模式适应社会、市场的多元需求，形成教育组织体系对社会大环境的全面开放态势，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各种教育资源；二是高等教育管理过程的多层次、多规格，即改革单一的学历教育、精英教育模式和僵化的学籍管理制度，形成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共存、各类教育相互融通的网络式高等教育结构。当大学从封闭的“象牙塔”走向开放，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项公共事业，它必须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服务。同时，政府以不同方式干预高等教育，就连最具自治传统的大学也不得不接受政府的调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上复制国家行政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实行集中统一的管理，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但根本性的改变不大。不管中央或地方的权限怎么划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统一计划体制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在这种体制下，高等学校实则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权力集中于政府，学校缺乏应有的自主权。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的矛盾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显得尤为尖锐。尽管中国高等教育在管理方面做了些改革，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要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改革，是因为这种体制是一种低效率的体制。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政府部门对高等学校管理的控制，促进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只不过是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高等教育系统没有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缺乏制度创新活力。改革体制中的弊端明显大于改革的系统性，形成了管理中权力与信息量的不对称。有必要从根本上调节政府部门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发展不能完全在政府的控制之中，应该转变管理方式。
尽管高等学校的高级行政人员的责任是完全地贯彻、执行政府或上级行政部门的方针、政策，尽管高等学校内部的各级行政人员的任用标准保持着长期的一贯性，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各级行政人员的地位是相同的，也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长期不变的。中国高等学校高级行政人员的特点除了反映一般科层制的一些特征外，也蕴含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的特点。考察多年的高等学校高级行政人员的作用及相互关系的沿革，有助于我们在政府集中管理体制的宏观背景下进一步分析学校内部的权力分配、行政与学术的关系等。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许能理解这些因素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
在高等教育的投资体制方面，政府一直以来都扮演着投资人的身份，因此形成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伴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推进，投资体制开始出现变化。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开始出现变化，投资主体变得多元化，尤其是一些民办高校的出现，但是这样的转变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高等教学的内部管理体制延续了行政管理模式，参照政府部门的行政机构设置，以行政管理的方式管理高等学校的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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