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之一种；系统性、客观性、深入性研究民国私立学校的教育史学术著作；民国私立学校研究的集大成者，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
苏氏兄妹和民立中学
清末民国创办私立学校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出自两个时代的两类人群。清末民初，一批在维新变法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涌现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投身办学实践。在民国后陆续加入到私人办学队伍的知识分子，则有比清末民初较为多元的思想动机，或出于政治见解、文化观念的纷争，或出于致力家乡教育事业的热忱，或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主张。
在晚清西学东渐和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一批较早完成观念转型和文化蜕变的传统士绅官商家庭，从这些家庭中走出来的一些具有新观念和接受新知识的人士，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并付诸办学实践。在这些办学者中比较典型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家庭聚合力，利用家族财力或人脉资源筹集资金，多代同心，兄弟勠力，办学时间持久，贯穿民国始终。如创办上海民立中学和民立女子中学的苏氏兄弟姐妹，创办中华大学的陈宣恺和陈时父子，创办苏州振华女学的谢长达和王季玉母女。
民立中学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是上海有名的私立中学之一。最初发愿创办者是1876年举家迁居上海的福建商人苏鲛（1838—1902）。在清末新政背景下，上海兴学热潮更高过其他地方，苏鲛认为：“欲图兴国。非推广教育不可。”1902年，他临终前留下创办学校的遗愿。1903年苏鲛之子本立（字道生）、本炎（字筠尚）、本铫（字颖杰）、本浩（字养存），奉遗命筹银创办“民立上海中学堂”。因一时难觅适当的校舍，四兄弟各自迁徙，并请求其叔迁居，将安仁里硝皮弄故居改为校舍，并就原有空地，增筑房四幢，以为教室之用。为区别于省立上海中学和其他教会学校，学校最后定名为“民立中学”。1909年校址迁至大南门，占地30余亩，民国后学生最多时达1500～1600人，其中三分之一为住宿生。抗战初期校舍毁于日军炮火，1937年迁至沪西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1939年迁至威海卫路。1956年改为公立学校。
在创办民立中学之后，苏本炎又协助其胞妹苏本岩于1906年创办“上海民立女子中学堂”，校址位于西门外源寿里（今上海方斜路），苏本岩自任校长。后因学生增加，原校舍不敷使用，1913年由上海县拨原清兵军营空地自建校舍，并改称“民立女子中学校”，1930年呈教育局备案。由于学生人数继续增加，1934年将旧校舍连同附近的民房拆除翻建为四层钢骨水泥建筑。1937年八一三事变发生后，被迫迁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的正行女中上课，后经多次播迁，先后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租用临时校址。1947年迁回原址。苏氏姐妹还创办有民立幼童学校。
苏氏兄弟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苏本立（1871—1919）为三校捐款总额约为银20万两，然而自奉俭约，子女皆布衣徒步，不染时习。苏本炎（1872—1919）攻读商业法，就读于圣约翰大学法律专业，成为上海商业法的专家。他担任多家上海商会会长和公司董事长，是上海第一任总商会会长。民立中学校长苏本铫（1874—1948），原是前清贡生，为圣约翰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精通英语，擅长书法，深受进化论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30岁时出任民立中学校长。他曾在《民立中学30周年纪念刊》的《30年办学概况》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剖白：“每观西人与华人涉讼之事，以中国国势衰弱，又借不平等条约之势力欺侮华人，致华人鲜有得其直者，余心殊不安。窃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有一日聊尽国民一分义务焉。”还说：“泰西各国盛衰之故，以及优胜劣败之理，始恍然国之强弱，以人民识字多寡为比例。故欲谋强国，非兴教育不为功，教育不普及，国不足以生存。”忧时之心溢于言表。
苏本铫作为一个受过正规中西方文化教育的校长，认为向学生传授好知识，乃自己的职责和学校的本分。因此在治学上取严格主义，教育以国文、数学、英文为重，强调学好中文、英文同样重要。平时尤为重视课堂教学，要求学生勤习中西书法，规定学生从初一起每天必须交中小楷毛笔及英文习字各一张并亲自批阅。初中英文教材由他亲自编写、督教，高三英文则聘请英籍女教师劳士莱女土任教。高中除国文、地理外，其他课程均采用英文原版教材。苏本铫校长的心愿是要使民立的每一个毕业生都能用英语与西人直接对话，免受欺侮。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立以英文功底扎实著称，毕业生除进大学深造外，大部分都顺利进入海关、银行、邮政等部门工作。
1918年，民立曾被江苏省教育会在列表调查中评为第一名。在当时人士心目中，民立、澄衷、浦东三校为上海城厢中学中的三鼎足。苏本铫从1904年到1945年担任民立中学校长达41年。1945年以后改任民立中学校董，1948年下半年因中风去世。
苏氏兄弟自祖父苏升便以儒商著称，举家来上海经商，正是把握了上海国际口岸和现代化前沿的城市地位，紧跟时代，实现了观念和知识的更新，是传统商人向现代商人转型的代表。他们的办学活动，不能视为一般的商人办学，而是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依托其家族商业活动，追寻教育救国理想的代表。
（本文摘自《民国私立学校研究》第二章“民国私立学校的办学主体”第一节“新兴知识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