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体创发：诸子的转识成智与教育经济思想的最终成型
先秦诸子既然是一个学术群体，那么考察诸子教育经济思想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就是十分必要的。学术群体同时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生命构成的，因此，在剖析教育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或条件时，诸子个体的因素也不能忽视。毕竟，经济、政治、文化只是影响教育经济思想产生的外部、客观因素，个体经历、思维能力、智识水平才是影响教育经济思想产生的内部、主观因素。
以个体实践为例，诸子的个人经历不同，教育经济思想也会不同。比如，儒家的孔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邓析都有办私学的经历，他们对知识经济价值的认识就与无私学办学经历的老、庄不同。墨子躬耕，所以主张生利的教育。孔子是贵族后裔，曾删、定、修、序“六经”，尊崇周礼，还亲到鲁桓公庙观礼，寻访礼器、礼制，所以教育经济思想中较多道德理性的成分。墨子匠作出身，是工艺大师，一生勤勉劳作，教育经济思想中较多工具理性的成分。老子曾作周朝史官，对朝代的兴亡更替有深刻体察，教育经济思想中较多史官理性的成分。法家积极投身各国改革实践，教育经济思想中更多实践理性的成分。
先秦时期诸子的教育经济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它们各异其趣，五彩斑斓。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我们当然可以从物质领域的变化中去寻根溯源。比如，春秋时期诸子的教育经济思想与战国后期稷下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就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是由生产力进步导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发的。与春秋初期相比，战国晚期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这必然影响到意识形态领域，教育也就相应地要更多地承担起培养新型劳动者的重任。因此，相比孔子对庶、富、教三者关系的初步认识，稷下先生们以教育树人为百年大计的教育经济思想更为耀眼夺目。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和物质生产领域机械对应，诸子的教育经济思想总是跟着生产力发展的脚步亦步亦趋。相反，在某些时候，思想对实践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甚至呈现出超越实践的特性。中国的教育经济思想在先秦时期就达到第一座高峰，以至其后整个封建时期也难以逾越，这本身就是思想超越时代的明证。因此，分辨先秦时期诸子教育经济思想形成的原因，除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人手，去考察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产生的影响这条途径以外，还可以从思想本身切入，直接从构成教育经济思想资源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经济思想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因素。
1.哲学思想
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文明必须达到某种阶段一般地才会有哲学①，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②，“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③。作为反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哲学对教育经济思想的影响自不待言，不是具体的某个思想片段，而是总体映射和整体统摄，即从世界观、方法论、人生观等较为宏观的层面对教育经济思想产生影响。
就教育经济思想本身来看，因为主要是考察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教育对经济的影响和经济在教育中的表现，而无论教育还是经济，每个方面都是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既无单一纯粹的教育问题，也无单一纯粹的经济问题，两者都关涉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对教育与经济关系问题的考察必须置身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建立宏大的视野，这迫切需要哲学认识论的参与。从思想史的实际看，先秦时期的思想家们以哲学为先导，具有文明早期百科全书式的“巨人”文化特征。从思想演进的过程考察，教育经济思想是哲学认识的深化。从存在形态看，作为意识形态的教育和作为物质基础的经济之间的联系，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关系，是意识与物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统一。教育经济思想需要哲学奠定认识论的基础，而哲学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教育经济思想，渗透进教育经济思想形成的全过程。因此，有必要对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异同略作辨析。
首先是世界观的影响。“群公先王，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①中对上天和祖先鬼神的质疑可作为先秦天道自然观的分水岭。在此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君权神授和天命主宰，从周公的“以德配天”到《易经》《尚书》中早期的阴阳五行观念，都没有彻底摆脱宗教神学之束缚。此后以管仲、子产为代表的具有无神论倾向的哲学家们开始尝试对自然现象做出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对诸子的自然观产生影响。如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表明他对鬼神持怀疑态度。墨子“非命”，但将自己的主张冠以天之意志，“天志”“明鬼”实际上已经褪下神学的外衣，而具有自然主宰的意义。老子更是否认天命主宰，以道为世界的本原。孟子、庄子继承儒、道思想，《易传》以太极为本原展开“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的讨论。管子则以精气为万物本原。直到荀况“天命有常”“制天命而用之”观点的提出和商（鞅）韩（非）“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思想的出现，先秦诸子从世界观上才彻底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将唯物主义思想推向前进。
其次是方法论的影响。从孔子名实相符、墨子非名责实，到老子道常无名、庄子以实定名，再到荀子名实相称，诸子围绕名实关系从逻辑上展开论辩。与名家始终坚持概念优先不同，其他诸子尽管也作名实分析，但落脚点都以“以实胜名”作终结，即名实分判的归宿是用名来正实，为人主所执之术即政治主张和经济措施辩护，所谓“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②。实用理性主导而不是逻辑理性主导成为先秦哲学与古代西方哲学最显著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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