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媒体学术：新的学术研究场域
新媒体学术：新的学术研究场域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传播文化三次革命展现了辉煌图景：首次革命是从印刷到报业，第二次传播革命是大众电子传播、广播电视的广泛应用，网络新媒体是第三次传播革命。 每一次传播革命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情感结构，特别是第三次传播革命中的网络新媒体，它给当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不同层面都带来了广泛影响，对很多既存事物都进行了重构，例如知识获取、新闻流程、商业行为等，同时这也是一种机遇。对于一门新兴知识学科来说，新媒体研究视野有多元化的趋势，从传播、媒体和文化研究，到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学科融合化趋势；跨学科、跨机构甚至跨国界的合作研究，都是未来新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20世纪80年代初，威尔伯 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传播学概论》（Media Communication and Human）首次被译介到中国，奠定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兴起的理论基础；1997年教育部把新闻传播学列为一级学科，把传播学列为二级学科；2013年本科专业招生目录中开设网络与新媒体专业，这意味着新媒体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知识一般化生产体系。然而，技术实践的领跑使人们感觉日常生活变化如此之快，时常让人有些措手不及。因此，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新媒体的本质和内涵？在传播历史中，新媒体该如何定位？讨论新媒体替代旧媒体这样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受众是否已摆脱大众传播的束缚，成为积极的“用户”？那些经典的大众传播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喧嚣多变的新媒体时代？这些问题是我们面对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变革通常萌生的疑问，而这些都波涛汹涌地把新媒体推向并衍生出一个新的学术场域。
第一节 新媒体学科
一、新媒体研究的学科定位
20世纪70年代中期，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学者弗雷德 威廉姆斯（Fred Williams）最早开始新媒体研究，专注于新媒体课程建设和学科研究。2012年，我国为了适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对新媒体人才的需求，教育部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增设了网络与新媒体专业。2013年，经专业名称修订，本科专业招生目录中不再有新媒体与信息网络、媒体创意、网络经济等专业，而是开设网络与新媒体专业。
进入21世纪，新媒体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瞩目的重要内容，蓬勃发展的新媒体研究也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新媒体研究不但发展迅速，而且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及时髦的研究课题。毫无疑问，新媒体研究的学术地位急剧上升，但它的定位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或是附属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在社会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门类，新媒体研究诞生于传统的传播学，又在其基础上进行新的发展，融合电脑科学、控制论等其他前沿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发展为新兴的跨学科门类，并逐渐在社会科学领域站稳脚跟。当前，我国新媒体产业在网络协同和数据智能的双重驱动下，用户数量、产业规模、应用和服务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而互联网巨头是我国新媒体产业的主导力量和促进新媒体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力量。 新媒体研究的方向更是将人与物联网、人工智能、声控传播、物体识别、情感化计算等新兴科技之间的互动勾连起来。
二、新媒体研究的多维视野
新媒体的强劲发展带动了新媒体研究，媒介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为那些致力于网络与新媒体学习、教学和研究等相关行业人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展现在国内外学者面前的是同样未知的、可待开发的大片蓝海。新媒体在海外学术界已经成了热点关注课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虽然我国传播学研究深受西方特别是美国主导传播学的影响，但是对于新媒体研究来说，在这片处女地上，既不会有因美式标签而带来的复杂性，也不会有因国情不同而存在的社会结构制约，新媒介和网络精神的扩散解构了传统所带来的各种制约，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免于传统制约的学术大门。 新媒体技术革命风起云涌，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就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新媒体的研究成为仅次于大众传播的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新媒体研究的趋势分布在区块链技术、探索创新、运营模式、媒体应用、政务服务等多个方向。 总体来看，国内既有的新媒体研究十分丰富，但是也存在功用远大于严谨的学术理论构建的取向，狭隘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现实性”，拿来主义、速度至上、过于功利的态度也使学术研究者们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因为这些行为将对科学研究本身的原创力、持续性与体系性造成损伤，对速度的追求与利益的谋求亦使得研究的初衷和动机产生扭曲，势必会带来理性精神渐消、对话机制缺失的危险。
新媒体这门学科的范畴极为丰富，包括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影响、应用和创新实践以及新媒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媒体与用户、数字人文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厄尔 巴比（Earl Babbie）将科学研究的目的分为三类：探索、描述和解释。 总体而言，目前的新媒体学术研究常以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为起点，收集大量实证数据，以期从中发现某种规律、模式或关系，作为日后建立模式、发展理论的基础。 正是因为新媒体研究处于这种探索性和描述性为主要特征的阶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聚焦点等都呈现出多维、交叉、融合的趋势。
（一）媒介考古维度：从媒介发展历史和过程考察新媒介
新媒体之“新”使部分研究出现“唯新论”取向，每当媒介出现一种新形式、新问题，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就事论事”地概括特征、总结经验、描述特征。殊不知由于缺乏历史纵深感，新媒体研究并不能找到媒体发展的内在传承，也难以形成诸如“网络社会”这样具有高度概括力、精准度的理论术语及相关理论。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曼纽尔 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教授，整合网络的发展、工业化社会的消失和新媒体的兴起等趋势，完整地提出后工业化社会将是以电脑为核心的网络社会。例如现在方兴未艾的社交媒体研究，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马库斯 图留斯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到宗教改革、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过去跟同伴交流信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此外，从盒式磁带录像机（Video Cassette Recorder，VCR）演变而来的数字硬盘录像机（Digital Video Recorder，DVR），从战场对讲机演变而来的智能手机，从无线到有线再到智能的交互电视，哈罗德 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媒介偏向论”和保罗 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补偿性媒介”理论为传播媒介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技术思维模式，从解读媒介形态的演化机制来了解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媒介”层面上的承接性，会对新媒体的内涵有更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就不会停留在传统媒体是否会被完全替代等问题的表层讨论了。
近年来，新媒体研究学者热衷的历史方面的研究是对这一态势的回应。尼尔斯 布鲁格尔（Niels Bruegger）认为，只有对传媒科技的历史背景，对一个媒体的来龙去脉有深入的学习，才能够对今日的新媒体有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美国学者为了推进新媒体学科的发展，出了一本书，题目就是《新媒体源远流长的历史》（The Long History of New Media） ；还有美国威斯康辛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人类学系周永明教授深入探析电报与互联网在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的政治参与情况，从历史的角度看技术和制度的双向互动是关注新媒体研究的必要尝试。
（二）媒介环境维度：从对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层面考察新媒体
媒介环境学是对媒介环境的研究，与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对20世纪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潮流的回应一样，媒介环境学关注媒介和技术对文化和社会在形式上和根本问题上的冲击，是用生态学的角度去理解媒介和技术的研究。尼尔 波兹曼（Neil Postman）、帕特里克 格迪斯（Patrick Geddes）、马歇尔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等都是媒介环境学的思想奠基人，他们主要揭示了大众媒介隐含的、固有的结构，揭示他们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感情的影响。
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研究新媒体，不少学者不仅把传媒产业、技术等作为研究目标，同时把新媒体的使用及其影响放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之下进行审视。关注新媒体超越技术本身的文化力量，认识到新媒体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革新。与印刷术、摄影术相比，计算机在更深层面影响了我们，我们正处于新媒体变革中，列夫 曼诺维奇（Lev Manovich）认为所有的文化都转变成了以计算机为中介生产的文化，计算机媒体（computer media）变革影响了文化传播的所有状态，包括采集、处理、存储和分布，它也影响了文本、图像、声音和空间结构等所有媒体类型。曼诺维奇首创了一种研究新媒体的方法论—数字唯物主义（digital materialism），这种方法论是从根本上构建的、不同于先验论的新媒体理论，通过仔细观察电脑硬件和软件的运行机制和在电脑上参与创造文化的行为，来揭示一种正在形成的新文化逻辑。 安德鲁 杜德尼（Andrew Dewdney）、彼得 里德（Peter Ride）将批判性评论、描述和历史叙述结合起来，与新媒体从业者，包括年轻的网络开发者、程序员、艺术家、作家和制片人，进行系列访谈，以处理新媒体本质的多样性；他们强调技术发展和独特的媒体使用文化的复杂连续性，而不是单纯去理解新媒体如何取代或突破以前的媒体。
由于媒介技术会给人们的既有习惯和接收模式带来强大冲击力，所以当一种新兴媒介出现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关注其技术本身，然而传播学视域中的新媒体研究恰恰要避免这种技术中心论，因为技术中心论会遮蔽更深层次的研究内涵，例如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商业模式、政治行为等问题。新的信息环境改变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结构，但这并不能单纯地归功于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对于很多变革的出现，技术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三）记忆、共同体及建构维度：从人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考察
媒介在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关键节点的地位，尤其是在人们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分享、传播、重构集体记忆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语境下显得尤其重要。身份、记忆是当代意识的两个关键词，前者意味着一种独特的自我选择、一种特殊的自我承担、一种稳定的自我辨认，而记忆则意味着回忆、传统、风俗、习惯、习俗和风尚，覆盖了一个从有意识到半无意识的场域。 传统的集体记忆往往由族群中的精英建构，决定书写内容、书写方式，甚至记忆的传播渠道都可以由权威阶层控制。新媒体环境下的集体记忆则进入大众书写的时代，撰写和阐释集体记忆的权力被重新分配，这是一种话语权的转移。新媒体的普及带来的数字化、多媒体化以及搜索引擎化使得以影像为介质的集体记忆在虚拟空间里储存和传播，从而重新定义媒介对集体记忆的塑造，也重塑了人们的主观阶层的身份认同框架。互联网与手机的采纳与使用（特别是具体的使用情境与模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感知，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 所以，一方面新媒体受制于社会结构，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又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
以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新媒体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对某一群体或阶层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方面，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无所不在，如何利用信息传播技术缩小不同阶层的公众之间的鸿沟以及网络化行为，是新媒体研究的时代课题。新媒体成为都市移民在异地建立业缘关系网络的关键工具，社会变迁中的个体利用新媒体工具完成了自身群体的现代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