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盐运古道，是指在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便于运输四川各盐场的井盐到各指定的分销区，因之在各盐场和相应的指定销区之间形成的陆路和水路，以及水陆兼达的运输道路，被称为盐大路或盐运古道。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欧美学者对川盐古道的研究较为薄弱，美国学者罗威廉在其力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中，详尽地介绍了汉口作为商业中枢，对其他相关地区各种商品集散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并在文中第三部分，重点介绍了汉口在太平天国前后的盐市，以及盐贸易与当地社会发展等问题，但对盐运水道的描述则较为简略①。日本的研究出现较早，且具有一定的深度。佐伯富的《盐与中国社会》《清代的盐法》《清代盐政之研究》等系列论文，都探讨了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问题。尤其是他在《盐业史研究》期刊上连载发表的《清代盐政之研究》一组论文，更是详尽地介绍了私盐的种类，以及私盐盛行的原因和影响，并从经济、政治等角度分析私盐盐价的变化情况及其原因。虽说这些成果涉及了盐路的争夺现象，却疏于考证与辨析②。森纪子在《川盐楚岸流通问题》一文中，对川盐的盐商以及川盐的盐政与官盐流通等问题进行了论析。另有部分韩国学者也对盐业这一话题进行研究，主要以李俊甲为代表，他在《太平天国时期川盐在湖南湖北市场的进出与银流通》③一文中，试图通过分析白银的流通，探讨川盐济楚对苏北地区和两湖地区所造成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川盐济楚，使得苏北地区和两湖地区的贸易形态走向崩溃，而苏北经济也因此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此时的四川地区凭借川盐济楚，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并取代苏北地区，与两湖地区形成了新的有机统合关系，使其经济体系得以繁荣发展。同时，川商集团在盐业市场中，不仅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在整个的银流通过程中，对地区社会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总体上讲，国外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盐业贸易对城镇集市的兴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盐政中的私盐问题，虽说以“他者”的立场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不过从根本上看，对盐道的疏漏与偏离却是不争的事实。
相较而言，国内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主要围绕以下问题来探讨：
（1）对川盐产运销的记载与研究。曾担任过管理盐务官职的吴受彤的《四川盐政史》，书中重点分析盐政历史，尤其详细介绍了四川盐政的演变情形，内容覆盖史书、清盐法志、各产盐州县志书，以及川盐纪要和盐运等，并对川盐的生产销售和所缴税厘进行了专章记载④。林振翰的《川盐纪要》一书，是一部全面反映近代四川盐政的专著。本书把四川盐务分为沿革、产、运、销四部分，尤其是对产、运、销三方面的分析和论述，完整地体现出近代四川盐业的生产管理情况；有关盐场工具的绘图，对了解盐场的生产细节有着极大的帮助；对四川盐业遗存的风情也有记载，尤其对川江中的险滩数量、洪水期和枯水期的险滩情况也有详细记录⑤。丁宝桢编纂的《四川盐法志》，主要反映了清代四川的盐务情况，书中记载了四川盐井生产技术和盐井开凿工艺，包括井位勘察、开井口、钻凿工具、树立提卤井架、吸卤等⑥。曾仰丰的《川南盐务要览》一书，主要是作者的治盐经验总结⑦。台湾学者徐泓在《明代中期食盐运销制度的变迁》一文中，探讨了四川食盐专卖制度的原因、专卖制度与社会发展关系等⑧。许世融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宋代川盐的生产管理运销及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中，探讨了两宋时期井盐对四川社会经济、国计民生、民族关系等方面的影响⑨。吉成名在《宋代食盐产地研究》一书中，全面梳理了宋代的五大食盐产地，弄清了它们的分布情况，并从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理清了宋代食盐产地的变迁及其原因，对研究宋代食盐产地的分布和变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⑩。
上述盐业史研究因偏重盐业生产的实录，以及各销岸水陆引的翔实记载，成为了当前研究四川盐业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进而促进了川盐产运销机制的纵深研究。
（2）注重川盐销楚的专门性研究。吴铎的《川盐官运之始末》一文，从历史维度揭示了四川盐政与盐官、盐商及运盐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创新思维与方法论的推动下，学界出现了专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文安《川盐济楚始末—读史札记》、鲁子健《论“川盐济楚”》、徐凯希《略论晚清川盐破岸行楚》，分别考察了川盐济楚的历史背景、原因、效果及其影响等，他们认为川盐进入湖南、湖北市场，推动了近代两湖行盐制度的演变。徐凯希在《略论晚清川盐破岸行楚》一文中指出，川盐经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因势冲破引岸专商支付的藩篱，夺取了原本两淮盐业长期占有的两湖市场，在各省的援引下，清政府垄断食盐运销的堤防被冲毁，川盐破岸行楚。作者还进一步论述了川盐如何在当地政府的重重阻挠下，在两湖地区的盐业市场站稳脚跟。罗益章的《川盐济楚运道概略》是具体研究川盐外运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他主要围绕川盐济楚岸和运道问题两方面展开讨论，作者从政治、地理、军事等方面分析了川盐济楚岸的形成和由来，论述了不同时期川盐济楚盐运道网络及其对当今铁路运道发展的积极影响，但其文却对川盐外运路线的考证，存在明显的不足。
应该说，上述这些论著和文章着重从史学的研究视角来探析川盐外运，尤其是历史上的两次川盐济楚的事件，揭示了川盐外销两湖地区引发的盐运制度的变迁。
（3）对川盐外运交通的专题性研究。蓝勇的《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以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川属各地，以及四川与外地之间的水陆交通为研究对象。举凡山路、栈道、水道、驿站以及沿途经济、文化、风土人情、史实传说等都进行了细致考证，对川陕东路的三条通道和宁河、堵水道的考证较为详细，对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网状的秦巴古道，绘制了明晰的路线图。黎小龙等人的《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一书，对主要入川道路及其沿线的经济开发状况和城镇发展等，做了详尽阐述。万良华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民国时期川盐外运路线初探》，对清代至民国时期川盐入黔、滇、鄂、陕、甘、康藏地区的路线图，进行了翔实地考证与分析，并从经济、政治、交通、社会等方面，就川盐外运对四川本地及沿途城镇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做了客观分析。赵逵在《川盐古道：文化线路视野中的聚落与建筑》一书中，选取“文化线路”这一视角来审视“川盐古道”，分析并指出该区域聚落与建筑在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产生、发展和嬗变的过程。通过这一研究，不仅使读者了解了当时当地盐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还能让大家发现盐业与当时当地盐民的聚落形态和空间异同。另外，川盐古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丰富了古镇文化的内涵，应该说，此书对理解建筑与城市的本质均有启发意义。
上述研究者分别从历史地理与传统建筑专业视角，探究古代的四川交通状况，同时因川盐外运引发的商品贸易，形成了聚落与建筑风格等。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研究动态
当前对川盐古道的研究，仍然是盐业史研究的热点。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主要有韩国李俊甲的论文《川盐济楚和清末江苏北部的区域经济》。他认为川盐济楚导致了两湖地区之间原有的有机统合关系崩溃，使得四川和两湖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关系。就国内的情况来看，许多学者继续就川盐古道与人口迁移、川盐古道与集镇商业、川盐古道与文化遗产等进行探析。其中以蓝勇《历史交通地理与川盐古道》和程龙刚《川盐古道调查简报》，以及赵岚《“生态文化学”视域下的川盐文化体系》*具代表性。赵岚的论文以生态文化学作为论述的基点，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阐述了川盐的形成，就川盐对运盐沿途城镇的形成、发展、兴盛和衰败进行了说明；以四川自贡为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说明了川盐的历史和以川盐作为文化载体所形成的具体的文化形态，提出了保护盐文化和川盐古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继续跟进“川盐古道”的研究。有龚锐等人的《乌江盐油古道文化研究》，书中提出：在历史的进程中，乌江盐油古道呈现的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它的历史存在不仅对贵州的开发史、各民族关系史、乌江文明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对整个川、渝、湘、黔社会文化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贵州及周边地区缺盐，古道食盐运输不仅满足了百姓生活必需，刺激了贵州地域经济的发展，吸聚了江西、四川等地移民加入了贵州开发，同时也引进了大量的中原文明，促进了民族大融合。通过语言、文化、工艺、生产技术等多方面的交融，加快了贵州文明的进程。乌江盐油古道谱写的不仅是航运史，也是乌江文明史，乌江沿岸各民族关系的融洽发展史。因此，极有必要重塑这条古道的价值与意义。赵斌等人的《贵州明清盐运史考》一书，研究的空间尺度是贵州全域，时间维度聚焦于1413—1912年。在勘考中国榷盐史的基础上，推衍循证贵州明清盐政演化变局；疏导出盐运之格局，进而条分缕析仁岸、綦岸、永岸、涪岸、淮盐入黔口岸、粤盐入黔口岸、滇盐入黔口岸运输线路的变迁、整治、运销等历史特征；再由盐运路线扩展整合贵州传统商路、历史区域市场；叠层深入，评述贵州盐政史，史考贵州明清私盐诡谲之谜；进而将理论演绎回归实地田野作业，重点考察从四川境内延伸入黔的四大口岸，以及由盐运而兴的古镇，串联而形成的盐运文化线路；*后回归史考盐运主体之商人与盐夫。*终通过三大篇章—中国榷盐历史基础篇章、贵州盐运理论史考篇章、贵州盐运实考篇章，较为全面地对贵州明清盐运进行史考。
除此之外，在抢救与保护地方文化的强劲内外动力的助推下，学术界开始对一地曾有的盐运古道空间走向、盐运历史文献、盐运的口述资料等进行全方位的搜罗与研讨，之后编纂成册，使得一地因盐运古道的存在而被赋予了厚重的历史感，成为近几年的时代风向标。其中值得提及的是，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编著的《川盐文化圈图录—行走在川盐古道上》25，该书详细地介绍了自贡古盐道、川黔古盐道、川滇古盐道、川鄂古盐道及川湘古盐道五大盐道，并对五大盐道的路线图给予了充分地展示和论述。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云南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的教授团队，在川盐古道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合作撰写了“四川古代文化线路—川盐古道”系列丛书，有《自贡古盐道》《川滇古盐道》《川黔古盐道》《川湘古盐道》《川鄂古盐道》五本。可以说，上述成果是既有川盐古道研究中的翘楚。
虽说在如火如荼的盐运古道的考证、挖掘上，大部分对此议题的研究多为一种借由文献记录和口述言说梳理并找到古道的所在，从而成为一种“成就”与“趣味”，被大量地展示于大众媒体中。地方文化部门亦通过重塑盐运古道，将其标榜为一个地方的文化符号，从而进一步彰显这个地域的特质，以期盐运古道在当下的文化遗产的白热化争夺战中独居鳌头。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行为，为当下的盐运古道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历史信息，也因此凸显了地方文化部门与地方人士在盐运古道上发挥的播种者的身份与意义，因此值得尊重。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在已有盐道考证学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开启了对盐运古道的学理性思辨之路，成绩喜人。
具体来说，程龙刚在《川盐古道的路线分布、历史作用及遗产构成—基于2014—2015年的实地考察》一文中，重点关注了川盐古道的路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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