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曾长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18世纪中叶以来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启动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它是近代欧洲一系列事件的产物，有着较为长期的物质上、思想上的准备。按照胡怀国的观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阻断了东西方社会的传统商路，引发了欧洲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并重塑了近代世界格局。尤其是1492年的地理大发现、16世纪的宗教改革，推动了欧洲民族意识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勃兴，迎来了重商主义或马克思所说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并为苏格兰启蒙运动、法国启蒙运动以及英国工业革命在18世纪的兴起，以及19世纪其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的扩展，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和现实的物质基础”。近代欧洲的现代化进程，最早与宗教改革催生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关：正是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国王与商业资本的结盟，使得欧洲若干国家在重商主义时代、在中世纪传统模式的缝隙中，找到了一条在全球范围内迅速积累财富并在近代国家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新路径，为欧洲后来的工业革命积累了初步的物质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成长，是近代欧洲打破中世纪沉寂、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最基本的政治前提。
不过，尽管国王和商业资本结盟的重商主义理论和政策，有助于积累财富和国家富强，有助于若干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它本身与工业化、现代化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正如重商主义的系统批判者亚当·斯密指出的，“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一方面，它有赖于人们在一定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秩序下自愿平等的普遍参与，另一方面，“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即这种自愿平等的普遍参与导致的是一种普遍富裕，而不是强化某个群体的相对优势甚至导致整个社会的撕裂。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亚当·斯密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初，立足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提出了截然不同于重商主义的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开启了理论经济学的古典时代：一方面，“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另一方面，人们在进行有关经济活动时，需要一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维持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捍卫公平正义、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矫正措施等，或如亚当·斯密所言：“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然而，尽管工业革命通过普遍的劳动分工和市场交易，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某种二重性，尤其是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劳动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亚当·斯密早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初就注意到了这一点，生活在英国工业革命晚期的马克思，则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给出了更深入系统的分析，指出：“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马克思认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并在后来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飞跃。
斯密和马克思分别开创了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理论背景都是率先启动工业革命的英国，如马克思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与率先启动工业革命并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英国不同，几乎所有国家在启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着来自领先工业国的竞争压力甚至战争威胁，尤其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讲，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开辟的国家经济学说，正是试图为那些落后工业国如何反超先进工业国提供某种理论说明。正如李斯特强调的，由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现在就让羔羊和狮子躺在一起还不安全”，我们需要一种国家经济学：“国家经济学认为，希望获得最高度独立、最高度文化和物质繁荣的国家，应该在其权力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捍卫其经济安全免遭任何外国的攻击，不管这种攻击是采取敌视性法规的形式还是采取军事行动的形式。一个国家要能保护自己，应该尽其可以利用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建立工业，并促进工业发展”。也就是说，在先进工业国的竞争压力下，落后国家的工业化缺乏从容渐进的外部条件，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国家独立和国家安全，并尽其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推进工业化。德国正是通过这种策略并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实现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反超，到1913年已经全面超过英国，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和第一大工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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