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世界城市研究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全球经济体系整合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一般称为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者全球城市（global city）①。随着世界城市在更多国家涌现，彼此间频繁的经济文化往来凝聚成新的空间有机体，即世界城市网络。因此，新国际劳动分工是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及世界城市网络形成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纽约、伦敦等城市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使人们对世界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产生疑惑，在未来新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世界城市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内涵和实质？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突破传统世界城市的研究范畴。本章在回顾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世界城市研究已经进入多元化的阶段；依据全球生产网络理论框架，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城市新的内涵与实质进行探讨，提出新的世界城市体系框架；最后，基于上海的城市发展阶段、区域发展背景、国家战略目标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态势等，提出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应该以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并举的多元化产业体系为支撑。
第一节 世界城市研究综述
一、世界城市研究的转型
现代世界城市研究始于英国著名地理学与规划专家 Hall，他将世界城市解释为对世界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控制的大都市（Hall，1966）。Cohen（1981）率先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分析跨国公司如何凭借强势力量影响地方的政治经济结构、城市体系组织发展，进而转向世界城市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 Friedmann和Wolff（1982）提出世界城市假设，认为世界城市是新国际劳动分工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的能力，这种控制能力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信、高级商务服务等。1991年，Sassen正式提出全球城市的概念，形成目前关于世界城市以及世界城市体系研究的标准范式（Sassen，1991）。她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是全球经济协调与控制的节点，其更加关注全球城市发达的生产性服务功能。
在世界城市体系研究方面，Friedmann（1986，1995）主要延续了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思路，从国际劳动分工的视角考察世界城市的功能特征。 Taylor（2004）延续 Sassen全球城市的研究思路，通过对生产服务公司办公网络的多变量分析，得出世界城市体系的划分方案，通过各种指标描述世界城市体系中城市之间的联系。Smith和 Timberlake（2001）通过对世界主要城市在1977～1997年航空客流的网络分析，来描述各世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日本森纪念财团（The Mori Memorial Foundation）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①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研究，涉及更广泛领域，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内容（表1-1）。
表1-1 世界城市体系划分主要方案与评价
综合而言，世界城市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关于世界城市实质的研究多将其概括为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以及交通枢纽等，强调其国际经济枢纽的控制功能和服务功能，更多关注金融、房地产、证券、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将世界城市研究置于一个绝对的境地。归纳起来，学者对全球城市的研究路径主要包括4类：①从国际金融服务角度研究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形成及其网络体系（Lee and 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②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等为依据，研究世界城市形成的内在动力机制（Cohen，1981；Friedmann and Wolff，1982；Friedmann，1986，1995）；③以生产者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的全球化和集聚状况来诠释信息时代的全球城市（Sassen，1991，2001）；④以跨国公司的办事处网络系统及其高级服务业等综合性指标，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体系（Beaverstock et al.，2000a）。
不同研究方案反映了研究者对世界城市研究视角和内涵的把握，但综合比较，世界城市体系研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特征。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主要关注金融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作用；之后，随着新经济的兴起和网络社会的显现，人们开始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全球联系的作用；随着发达国家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主要全球城市的生活及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全球文化与经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近些年，世界城市研究进入更复杂的范畴，包含经济、社会、文化、旅游等各领域的内容。低碳经济与社会的崛起，使得世界城市研究更重视生态与自然环境、城市交通组织、城市宜居性等方面。世界城市研究在继续关注全球化动力的同时，也开始从地方化特性关注城市本身政治、产业、社会等功能的发展，强调地方化努力对推动世界城市建设的意义。所有这些变化都彰显出未来世界城市研究更加多元化的特征。
二、世界城市研究的反思
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整体复兴主要依靠硅谷、128公路等地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步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产业主体，技术进步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迁使全球劳动分工的层次日益深化，在跨国公司组织下形成新的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随着全球市场竞争加强及本地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跨国公司开始逐步把一些管理和研发部门进行全球再布局，强化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各层级地方的相互镶嵌，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创造了重要机遇，并引导多个尺度区域经济与空间结构大规模重组，塑造了新的城市及区域空间组织。基于这样的视角，传统世界城市研究普遍具有“表征替代内涵”的倾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仅关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高端服务业和世界城市系统中的高端城市。认为高端服务业对整个经济具有支配力，但却忽略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其他价值环节的空间镶嵌，以及由此带动的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城市的快速兴起。
2）忽视了美国
20世纪90年代信息产业的兴起对全球经济的重大作用，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技术控制力在城市体系中的作用，网络社会及伴随浮现的信息化城市架构在世界城市系统重构中的作用等。尽管Castells（1985，1989，1996，2000）的后续研究有所弥补，但总体来看世界城市的研究和新经济地理学、互联网地理学关联不大，没有吸收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
3）仅讨论了自上而下的全球化过程对世界经济格局及全球城市体系发展的推动，却无视自下而上的本地化过程的一种内生发展力量，尤其是地方政府及地方企业所做出的“网络镶嵌”努力，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力量更多体现在制造业的发展和升级过程中。
因此，在以价值链组织区域生产的当今时代，制造业、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城市-区域的功能联系已经呈现高度化发展的特征，只强调服务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忽略制造业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统领性，必然使得理论研究与社会经济实践相背离。就中国而言，社会经济整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其城市产业发展与西方国家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而城市-区域发展的背景，亦决定了必须在工业化发展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的世界城市建设。
第二节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的世界城市与体系
一、从全球生产网络到世界城市与体系
周振华（2006）指出全球化推动世界城市形成发展的逻辑并不严密，因为经济全球化不仅造就了世界城市，同时对其他城市也有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本节进一步探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及其体系的内在关系，以全球生产网络为中间解释变量来实现理论“嫁接”。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进程的日益深入，通过拥有绝对经济权力的跨国企业投资与安排，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按照全球生产网络不同价值环节被分配在不同的地方空间中，加上信息通信和交通等技术创新与发展，全球各地的经济联系更为频繁与便捷。基于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具有明显的阶层等级特征。所有城市在生产、管理、贸易、政治等活动的功能重构中收益存在差异性，从而引导全球层面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包括生产活动与信息集结的重要核心、次级核心、一般节点。因此，在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框架下，依据不同空间特定优势而分配价值链区段，促使各空间经济主体之间形成密集的经济联系，如都市区空间要素与全球生产网络要素的关系（图1-1）。
图1-1 全球生产网络要素与都市区空间要素对应关系
CBD为中心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TNCs为跨国公司（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OEM为原厂委托制造商（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ODM为原厂委托设计商（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
其中，全球生产网络中核心城市和次级核心城市作为有支配力的重要节点，会日益扩大其支配的范围并加强其广域的经济支配力，其阶层关系甚至逐渐超越国界而使之成为世界城市，由于汇集大多数的跨国公司总部和专业化的服务机构，其成为全球性的指挥和控制中心；研究和开发（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活动倾向于向科研机构和人才资源集中、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集聚；具体的生产和装配活动则向一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区域性城市转移，并呈现全球空间扩散及地方空间集聚的特性。全球产业的空间调整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的空间扩散化，为新兴工业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在亚洲，一些区域性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曼谷等正在崛起成为新的世界城市。
二、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的世界城市体系
Cohen（1981）将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同世界城市研究联系起来。随后Friedmann（1986）的“世界城市假说”提出世界城市是跨国公司控制和管理的中心，是国际资本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据点，其强调跨国公司总部和金融服务是世界城市中的产业主要功能。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先进工业国的跨国资本将劳动密集型工业生产疏散到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分析，与现代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态势已经不符。
1990年以后，分工的深化使得全球范围内不同区域的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基于产品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逐渐形成，对于城市体系的研究开始关注生产网络本身的完整性，即涵盖了管理、控制、研发、生产等多个维度劳动过程的空间内涵，而非仅强调生产服务业的控制功能。本章依据不同城市参与生产的价值链环节，重新建构新的世界城市体系，价值链两端成为高端，依据功能环节分配形成“微笑曲线”的体系结构（图1-2）。
图1-2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重构的世界城市体系
1）第一个高端为全球城市的纽约、伦敦和东京三个城市。它们是跨国公司总部最为集中的城市，在金融资本服务、信息收集处理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同时又是企业跨国营销的最高级服务节点，因此是价值链管理、生产服务及营销最高端和集中的城市等级。
2）第二个高端为高科技城市，如硅谷、筑波、新竹、班加罗尔等。这些城市承接新经济发展，从而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技术标准制定和研发的“技术极”，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与升级具有重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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