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二、互联网金融及其技术支持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积极影响
互联网金融以其低成本、广覆盖和高渗透等优势，正成为金融服务长尾人群的重要创新模式。就中国而言，前文研究内容已证实，自2010年以来，互联网金融业务及其背后的互联网技术支持，正有效促进着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和发展深度水平的提升，互联网金融已经发展为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互联网金融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持，扩大了中国普惠金融服务和普惠金融产品的供给面，有效促进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水平的提高。作者在第四章中将互联网普及度和智能手机普及度指标纳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指标体系中，测算分析后的结果表明，刻画互联网技术普及度的基础指标，对全国和分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水平均产生积极贡献，表明互联网金融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持，是当前中国普惠金融覆盖面扩大的重要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互联网支付与结算、网络借贷和众筹融资等，是中国发展较好、出现较早的互联网金融服务模式，它们有效地推动了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化发展。作者在第五章中的研究发现，刻画互联网支付的基础指标，对全国和分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水平均产生积极贡献，以互联网支付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能有效地促进中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渗透率，很好地拓深了长尾人群金融需求的市场。
此外，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促使传统金融机构由一开始的被动防御，到其后的被动接受改革，转变为如今积极参与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乃至积极布局引领中国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等传统金融机构开始积极主动地服务于长尾人群，进而推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更好地发挥普惠金融服务主力军的作用。
总之，互联网金融及其背后的技术支持，既有利于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供给面的扩大，也有利于长尾人群更为便捷、低成本地享受到金融服务，同时，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兴起，还倒逼传统金融机构纷纷改革业务模式和创新金融产品，从而推动着传统金融机构不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率，多方面有力地促进着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
三、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2010年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已取得卓越成效，但作者所做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中国普惠金融领域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一）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方面存有不足
前文研究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在发展广度层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可概括如下。
首先，构建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水平的国际化评判标准，经对13项基础指标比较分析后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的国际化水平可研判为“中等偏上”。在10项指标上，中国大陆地区表现的发展水平不低于或超越“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乃至世界的平均水平，但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金融发达国家相比，仅“征信信息深度指数（X9）”指标上略胜一筹，所以总体看来，中国与世界主要的金融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有一定的差距，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水平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仍将有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其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存在较严重的“升区”锁定问题。2010—2019年的十年间，北京、上海等地区长期位于普惠金融发展广度第一分区（高发展水平区），天津、宁夏、辽宁、浙江、内蒙古、吉林、江苏、山西、青海、广东和重庆这11个省市（自治区）虽到2019年也均位列第一分区（高发展水平区），但指数值与北京、上海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海南、福建、新疆、西藏、陕西、甘肃、广西、山东、河北、江西、黑龙江、贵州、四川、安徽、湖北和湖南这16个省市（自治区）虽在2019年均位列第二分区（中发展水平区），但与第一分区中的各省市（自治区）均有一定差距，尤其是与北京、上海的差距更大；而湖南和云南这2个省份地区则长期未能实现升区，常年被锁定在普惠金融发展广度低水平区（第三分区）。同时，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整体水平一直最高，其次是西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则长期锁定在相对较低发展水平之中。
总之，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广度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广度的非均衡格局仍亟须改善，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需加大金融机构和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力度。
（二）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方面仍有缺陷
研究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构建国际评判标准，经比较分析后发现，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深度总体水平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世界金融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要全面追赶这些国家仍需付出艰辛的努力。
其次，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深度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升区”锁定问题。比如，在金融业务使用深度层面上，到2019年，北京、上海、重庆、天津、浙江、江苏、广东和福建等9个省市地区均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深化发展水平，宁夏、辽宁、内蒙古、陕西、山东、新疆、山西、青海、湖北、四川、安徽、吉林、河北、广西、江西、西藏、甘肃、贵州、海南、河南、湖南、云南和黑龙江这23个省市（自治区）则均升入第二分区，但研究也发现这些地区遵循一定的“升区”次序，即第三分区内的地区很难直接跨越第二分区而升入第一分区，同时，同一分区内不同地区间的指数值差距也较大。在金融业务经济深度层面上，到2019年，北京、天津、甘肃、山西、宁夏、重庆、吉林、辽宁、上海、浙江、青海、西藏和黑龙江这13个省市（自治区）的深化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湖北、湖南和福建这3个省份地区等地区则仍深陷第三分区，而呈现出相对较低的深化发展水平，所以，从经济层面考察的中国分区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升区”锁定问题更为突出。
再次，2010—2019年期间，分东、中和西部地区的金融业务使用深度指数和金融业务经济深度指数的区域均值，前者呈现“东部高、西部居中、中部低”，后者呈现“西部高、中部居中、东部低”的区域发展格局，所以从人口层面来看，中国中部地区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水平总体低于东、西部地区；而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中国东部地区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水平总体低于中、西部地区。这一方面说明普惠金融深化发展并不能同时较好地满足人口发展需求与经济发展需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中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深化发展水平总体是较低的，需要加大发展力度。
（三） 互联网金融服务水平亟待加强
中国互联网金融服务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运用力度仍需加强。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领域内的创新仍主要源自互联网巨头、电商平台和科技公司等非金融类机构，而中国大型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等仍依赖非金融系科技公司来改造和拓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国非金融系科技公司在开展金融业务过程中又常常受政策限制，小贷企业和农村金融机构则又缺乏自动开发互联网金融业务的能力。所以，全面提升中国普惠金融领域内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和运用水平，仍需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同时，“互联网+”渠道作用在普惠金融领域内的利用力度仍需加强。中国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机构仍存有“互联网+”渠道使用短板，同时借助（移动）互联网来开展金融业务，这对一些不会使用互联网的人来说，明显会产生使用障碍。所以，传统金融机构需加强研发力度，简化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使用手续，降低互联网金融业务使用难度，担起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深化发展的主力军责任。
（四）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诸多风险问题的挑战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领域，主要存在外部风险、内部风险和普惠金融消费者行为风险三大类风险，细分后则包括有市场风险、货币政策风险、非法借贷风险、法律法规风险、流动性风险、运营风险、操作风险、技术风险、信息安全风险、资金挪用风险、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洗钱、套现风险共13种，而经分析后发现，市场风险、非法借贷风险、信息不对称风险和信用风险最为严重。
导论001
第一章理论分析框架024
第一节主要概念的辨析与界定024
第二节普惠金融的特征与分类031
第三节相关理论042
第二章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历史演进与运作模式049
第一节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历史演进049
第二节中国普惠金融的运作模式065
第三章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103
第一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的原则103
第二节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112
第三节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方法的选择123
第四章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140
第一节全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140
第二节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广度162
第三节普惠金融发展广度的进一步探讨193
第五章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度203
第一节全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度203
第二节分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深度234
第三节普惠金融发展深度的进一步探讨281
第六章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风险293
第一节普惠金融发展中的风险293
第二节普惠金融发展中风险的案例分析311
第七章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326
第一节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成效与不足326
第二节提高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334
第三节促进互联网金融时代分地区普惠金融的均衡发展341
第四节加快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策略346
主要参考文献366
后记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