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福利保障的规范化

工商部于1913年曾提交了《推广模范工厂及养成职工案》，该案提出由各地公共团体、工厂设立职工养成所、职工补习所，教授技艺、技术，以谋手工业、机械工业的发展，但此案未通过审读。中国社会福利则滥觞于民间社团与基督教“事工”。1919年，“工业研究会”自成立后，即筹设工人补习夜学1所，以开通工界智识，招收学员40人，免收学费，无偿提供书籍、笔墨。各科教员除会员外，聘学界知名人士义务任教，公民常识、英文、理化、国文、珠算、机器说明诸课，分别由宁波工厂理事黎叔、工业学校教员竺廷琅、工业学校教员戚才敏、左与宽、第四中学教员林书青、工业学校主任教员(北京大学工学学士)王思成讲授。由高凤池、鲍咸昌、邝富灼等“热心基督徒”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到1920年底已开办养真幼稚园、尚公小学、商业补习科、青年励志会、医疗病房储金团。该馆设立之女工“保产金”，则更具特色。先施公司员工的食宿、洗衣、床位则均归公司专员料理。

随着1920年代“劳工神圣”之声鹊起，工界对自身的生存环境提出“保障性”的要求。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曾向社会呼吁“急设劳动教育社”“多设职业学校”“设工人储蓄机关”“设公共花园与游览场”。辛亥革命后，北京政府侵蚀各业，尤以电信业为攫取财源之地，借此滥借债款高达7千万元，根本不重视职工待遇。1920年，交通部次长、曾任暨南学堂首任堂长的郑鸿年，提出“职工教育”之名，创办铁路职工教育。他拟以教育启导职工“明白社会情形”“国家大事”，以改变“饮酒、赌博，以至于豪纵、偷贼”的生活状态，而追求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最终实现生产的“进化”。但这种惠工善举，却为当局所不容。1922年，北京政府怀疑郑氏动机不纯，明令予以通缉。直至1926年，北方铁路职工教育仍被认为“含有政治运动之意味”，或“含有个人利用之成分”。北京政府既阻碍惠工事业，却又无改善劳工生活的“保育政策”。曾发起民权大同盟、组织过《现代评论》社的王世杰，已经对政府大为失望：“就吾国政治现状看去，暂时我们是不能希望国家实行任何保育政策以改善劳工生活的。”

所幸近代意义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先导，开始与“劳工神圣”的呼声相伴而生。1922年3月，刘淑菴、钟嗣庭在天津创设新民工读学校，招收12岁以上15岁以下失学者。学生半工半读，通过卖书报等收入维持学校开支，且无须支付学费、制服费、书籍及笔墨费。学生所得甚至还可有助家庭开销。1924年，天津出现女星学校，专门免费招收平民女性。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淞沪区工人占居民70%以上，为全国工厂中心，乃有创办淞沪工业补习教育之义举，教工人识字，训练工人职业技能，增进工人品性。创办者强调：“劳工问题日见重要，社会立法既非所望于今之政府，是则惟有赖于社会团体之出而提倡。”然而，在政府不予创导、民间力量疲弱的国情之下，一些地方厂商只能自行办理工人福利事业。商务印书馆及其子公司北平京华印书馆，在酬恤、同人疾病扶助、同人子女教育扶助、同人米贴、同人储蓄、印刷所女工哺儿、同人俱乐部、补习夜校方面，出台了相应章程，给予员工病退、诊疗、就学、济困、娱乐等保障。比如，职员月薪在10元以下者，其子弟入夜校全免学费。1926年，京华印书馆还每年拨银币1万元，办理疾病扶助基金。凡月薪在百元以下者，一旦病休即可得到该基金的资助。

节选自田彤《生产关系、社会结构与阶级：民国时期劳资关系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0月

凡 例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与基本概念

二、学术前史

三、基本思路与方法论

第一章 民初以来的主义话语与劳资关系

一、“五四”前之主义并jin与劳资关系

二、“五四”后之主义更迭与劳资关系

三、主义话语下之劳资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四、阶级斗争与劳资合作

第二章 企业生态与劳资关系

一、车间政治

二、科学管理

三、企业文化与劳资合作

第三章 劳动行政管理与劳资关系

一、人力资源管控

二、工厂检查

三、沪公共租界人力车改革

第四章 保障体系与劳资关系 

一、工人福利保障的规范化

二、福利事业的推展

三、福利事业成效及劳资态度

四、资方的经济困境

第五章 劳资团体与社会网络

一、工会与商会

二、劳资团体与党政机关的人脉

三、中间组织

四、基督教青年会与工人社区

五、工人与国际组织

第六章 国民党工运与劳资关系

一、训政下的工运

二、工会与工会法

三、工人训练

第七章 工人群体政治化与工人阶级形成

一、群体与阶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

二、五一纪念中的矛盾与冲突

三、工人的“工人阶级”化

结 语

参考文献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