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需要何种技术观？
**章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研究视角拓展：社会技术体制
绿色创新长期以来一直是技术发展中减缓环境退化讨论的热点议题。学者们对创新能力的强调，回应了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Meadows et al.，2004）中所提出的问题。其核心观点认为，罗马俱乐部报告的模型低估了创新可以重新定义和扩展“极限”概念，从而避免环境和社会崩溃的可能性（Cole，1973；Freeman，1979）。1970年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奥尔德姆（Geoff Oldham）等有着科学、技术与社会（STS）、创新经济学和科技政策学背景的学者，面对现代化的陷阱以及技术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发表了著名的《苏塞克斯宣言》（The Sussex Manifesto），其中提出并论述了技术创新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史密斯（Adrian Smith）等学者认为，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要求拓宽创新研究的视角（Smith et al.，2010），其中包括对创新活动的目的、结果以及研究重点的重新定义。学者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关注如何促进清洁技术，扩大到目前对整个创新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兴趣。与此同时，用来解释创新出现和成功的分析框架也发生了转变，从新古典经济学对引发创新的价格信号的理解，到各种创新系统分析的引入，乃至社会技术体制视角的提出，都可看作是这种转变的体现。
一、创新内涵与创新研究的转变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912年提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其目的在于获取潜在的超额利润。熊彼特（2020）定义的核心在于技术发明的经济和市场价值，即一项创新可以看成是对技术发明的商业或社会应用，特别是其将发明与创新予以区分，指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实施”，“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熊彼特之后，技术创新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开发性研究阶段、70—80年代初的系统研究阶段，以及80年代之后的综合研究阶段。研究创新的多数学者继承了旨在取得技术、发明的市场价值这一观点。比如，马瑟（R. Musser）80年代中期曾作过统计分析，在他搜集的300余篇相关论文中，约有3/4在技术创新界定上接近如下表述：当一种新思想和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到实际和成功应用的程序就是技术创新（傅家骥，1998）。弗里曼明确指出，创新即“**次引入一种产品（或工艺）所包括的技术、设计、生产、财政、管理和市场的过程”（Freeman and Soete，1997）。曼斯费尔德（E. Mansfield）认为创新就是“一项发明的*次应用”（Mole and Elliott，1987）。厄特巴克（J. M. Utterback）指出，“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次应用”（傅家骥，199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4年《科学政策概要》中指出“技术创新，它是指发明的*次商业化应用”（陈文化和江河海，2001）。德鲁克（P. F. Drucker）认为创新有两种：一是技术创新，它在自然界为某种自然物找到新的利用，并赋予其新的经济价值；二是社会创新，它在经济与社会中创造一种新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或管理手段，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取得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德鲁克，2021）。
上述对创新所下的定义，都认为创新是指由新概念的构想到形成生产力并成功进入市场的全过程，它包括从*初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到将研究开发成果引入市场和应用扩散，直至*后商业化成功的一系列科学、技术和经营活动的全过程。这些定义都停留在商业价值的实现这一*终目的上，人们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标志就是产品在市场上能否实现其商业价值。
然而，近年来各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需要将社会和环境挑战与创新目标更好地结合起来。许多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实现，这些目标包括在40年内将人为碳排放量减少80%，或者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等等。气候变化、减少不平等、贫困和污染已经转化为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挑战和机遇。欧盟通过“地平线2020”计划，期望创新能够解决许多社会挑战，如促进向低碳和包容性经济的转型。《巴黎协定》设定了在21世纪下半叶实现零净碳排放的目标。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呼吁更绿色的生产、增加社会正义、更公平的福利分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转型的愿景，其中包括消除贫困和减少各地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等等（United Nations，2017）。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技术的生态化转型，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确保新产品、新工艺和服务改善人类福祉而不损害环境和生命，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本 马丁（Ben Martin）指出，未来创新研究面临15个挑战（表1.1）。在这些挑战中面向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福祉的创新成为研究趋势和重点（Martin，2013）。
表1.1 创新研究的15个挑战
肖特和施泰因米勒提出，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是基于历史背景产生的，当前创新政策经历了支持基础研究和创新系统两个分析框架，目前需要第三个分析框架—社会技术系统变革（Schot and Steinmueller，2018）。
**个框架侧重于基础研究政策，认为基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的创新会促进增长。该框架旨在面向大规模生产和消费来挖掘科学和技术促进繁荣的潜力。它以《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为代表，开启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对科学和R&D的制度化支持，以解决私人提供新知识的市场失灵问题。第二个框架是国家创新体系，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该框架旨在分析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背景下，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以实现赶超的经验。该框架认为，全球化中竞争力的加强是由国家创新体系服务于知识创造和商业化而形成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的重点是建立联系、集群和网络，鼓励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学习，并扶持创业精神。第三个框架与当代社会和环境挑战、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呼吁社会技术系统的变革。肖特和施泰因米勒认为，第三个框架“转型”正在形成，其轮廓近年来变得更加清晰（Schot and Steinmueller，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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