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发展模式的多维视角》：
资产阶级的这两个派别都在权力集团之外建立了重要的联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内资产阶级领导着支持劳工党的政治阵线。这个联盟包括中下阶层、加入工会的工人、有组织的农民，以及大多数非正式和边缘化的工人。劳工党政府在一贯照顾国内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为这些社会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使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这方面的利益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福利转移和福利支付，保护家庭农业，扩大大学和专业学校的招生数量，对大学招生、公务员录用和分配公共住房实行种族和社会配额制度，降低电费和扩大电网接入，等等。这些政策和计划给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带来了不少好处，他们正是支持劳工党总统候选人的最可靠的基础。如在2014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新发展主义阵线的其他群体对迪尔玛·罗塞夫的支持有所减弱，甚至不再支持她，但因为得到了非正规部门中就业人员的支持，迪尔玛·罗塞夫最终获胜。
国际化的资产阶级与城市上层中产阶级建立了牢固的联盟。这一社会群体包括大多数大中型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国家官僚机构的高级干部（如法官、检察官、高级行政人员、高级军官和警察）、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牙医、工程师、学者、建筑师和艺术家），独立商人、小规模的投资者、地主，以及雇用少量工人的企业家。因此，中上层阶级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核心有着间接关联的异质群体，但缺乏资产阶级拥有的那种经济力量，也缺乏工会拥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然而，它拥有必要的经济和文化资源，可以通过政治体系、媒体、某些工会、非政府组织、游说团体和司法系统来表达自己的要求。因此，它可以充分地表达其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偏见，尽管这些利益和偏见是多样化的、反动的、自相矛盾的或在战略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自20世纪80年代末向新自由主义过渡以来，巴西上层中产阶级逐渐吸收了资本主义中的竞争、积累和排斥伦理，从而使其最终成为支持巴西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群众基础。这个社会群体认为，劳工党政府的社会政策是对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直接威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80年代初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枯竭、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放缓、向新自由主义过渡以来高收入职业的减少，以及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开始出现的具有低工资特征的经济复苏，严重挤压了中上阶层。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已经被媒体兜售的、在海外被试验的文化和经济“全球化”概念所迷惑。
劳工党实施的分配政策将最低工资提高了近一倍（这对购买低端个人服务的中上阶层来说是一项成本），实施了一种由一般税收资助的、但只有合格的人员才能享受的转移支付计划（中上阶层可以提供资金，但不能申请），①将数百万工人纳入正规劳动力市场（这一做法提高了成本和需求，特别是在服务业），通过大幅度扩大公立大学招生数量（并将一定量的配额给予黑人）以及在公务员招聘工作中引入配额制，削弱了中上阶层对高等教育和“好工作”的垄断地位。此外，罗塞夫政府将就业权利扩大到了家政工人，包括被中上阶层家庭广泛雇用的清洁工、保姆、厨师、司机、园丁和个人保安。这一政策增加了雇主的成本。罗塞夫政府还在2013年创建了一个卫生项目，将数千名外国医生（主要是古巴医生）带到没有任何卫生设施的巴西城市。尽管这些医生的聘用条件受到严格限制，但该计划却遭到了全国所有医疗协会的反对。反对者使用了怪诞的种族主义言论和反共言论。
除了这些有针对性的计划项目外，劳工党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支持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期出现的新一轮工业行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数百万技术工人的收入。这些有利于穷人的进步改变了该国的需求模式，同时也改变了过去由（白人）中上阶层垄断的一系列机构。机场、医疗设施、购物中心、酒吧和餐馆已经被低收入工人和相对贫穷的黑人“占领”，而这些人以前根本无法进入这些地方。
工人和穷人对中上阶层的经济、社会和地理等种种特权的蚕食，引起了后者强烈的焦虑和反对。例如，社交媒体多年来一直充斥着对这种不受欢迎的社会和种族混杂感到不适的表达。实际上，中上阶层倾向于认为他们享受的特权是其勤奋和个人功绩所致。在这一阶层看来，低收入工人往往比较懒惰，他们的工作不那么有价值。他们恶劣的生活条件是他们偏爱懒散和选择低技能体力劳动的必然（也是完全应得的）结果。由此可见，穷人通常被认为不值得纳税人给予资助，而且现金转移和其他福利项目可以说是个双重错误：奖励懒惰，惩罚优秀的财富创造者。为了应对穷人的经济社会进步，中上层阶级越来越倾向于政治右翼。这一转变意义重大，因为中上阶层可以通过由这些专业人士管理的学校、教堂和媒体，在确保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霸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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