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巍，安徽合肥人，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刑事司法学博士。兼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ffender Therapy and Comparative Criminology编委、Journal of Family Violence编委，中国犯罪学学会副秘书长、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国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智库专家、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顾问、致公党中央法治建设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研究旨趣为定量犯罪学与法律实证、少年家事法、比较刑事司法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及国际合作等课题研究30余项；在Trauma，Violence，& Abuse等SSCI期刊发表英文论文20余篇，在《比较法研究》等CSSCI期刊发表中文论文30余篇；出版《少年司法通论（第三版）》等学术独著5部。获省部级社科成果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法律援助先进个人”、被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评为“优秀法律诊所课程教师”，获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刑事司法学院“杰出校友奖”等。

　　“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自入读珞珈廿余年来，辗转多国多地求学求生。天涯沦落，羁旅漂泊，时有不知身处何方之惑。闲处光阴易过，不经意间慢慢攒了一些文字，2015年初始有出版。2017年二版增订除了增加近期若干新文外，未成年人司法短文悉数转入《少年司法的异乡人》另辑出版；同时，亦将于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结集之《推开检察这扇门：第三只眼睛看检察》及人民出版社2012年二版之《少年司法通论》中部分文稿修订后转入《法律的江湖（第三版）》。
　　《法律的江湖（第三版）》本次三版修订增删较多，逐句更新。

　　《法律的江湖（第三版）》：
　　而四年后，在审理“格雷格诉佐治亚州”案（Gregg v. Georgia）时，最高法院又作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判决，以7：2悬殊裁决重新认定死刑合宪。法院认为，对死亡的惩罚没有违反第八和第十四修正案；若认真援用，则可仔细而明智地适用死刑。法院继而认为，死刑是对今后的死刑罪行和对其最严重的罪犯进行报复的适当手段，可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
　　作出两份截然不同判决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是守护法治最后关卡的看门人，亦是全美公认最为睿智和最为公道的法学大家。四年之间，这九位大法官并未有退休、去世、转岗等非常情况。九位大法官坚守岗位，对死刑废除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论述。做出如此判决，并非是头脑发热的一时冲动之举，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的慎重决定。在多数派意见中，联邦最高法院援用了民众对死刑态度的社会调查结果。以汉语语境来解释这些调查，亦可大体视为民意之反映。
　　在参与办理过的为数不多的死刑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有时所表现出对被害人死亡的漠视令人难以置信，不由不思人伤怀。多数犯罪嫌疑人在表达对杀人、伤人行为悔罪之余，更关心是否可能被判处死刑或者赔偿能否减轻刑罚。从渴望生的眼神中，不难读懂生命对其的重要性。该恶行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所造成的不可挽回的伤痛，他们对此却反省不足。对自己生命的珍视，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厚此薄彼，令人心寒。药某某撞伤行人后不但不紧急救助以挽回其过错，反而有加无已，因担心被后者认出而施以重手，激起入神共愤。他人之性命，在其眼里如同草芥，失其本心。
　　漫漫人生路，逝者已逝，反思其犯罪成因，以防患于未然。1969年，赫胥在《青少年犯罪之原因》（Causes of Delinquency）一书中指出，人不犯罪乃是外在环境教养、陶冶和控制的结果。通过数据，赫胥的研究拒绝当时流行的两种理论：犯罪人抑或是沮丧的奋斗者，被迫接受了所有人的共同目标；或者是无辜的局外者，试图遵守社会规则，但其却无法制定法律或定义“邪恶”行为。相反，他认为违法者通常缺乏附着、奉献、参与及信仰。在社会化过程中，人和社会间建立起强度大小不同的社会纽带，以此防止个人犯罪。赫胥的社会纽带理论主张，犯罪不需要解释，而不犯罪才需要解释。个人若不受外在法律的控制和环境的陶冶与教养，便会倾向于犯罪。而人不犯罪的原因在于人与社会之间所建立的四种社会纽带，即附着、奉献、参与及信仰，四者结合为“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等抑制犯罪之外在影响力量。以附着为例，系指青少年个人对家庭、学校、同侪团体或社会存有感情上的附着，重视且在乎这些人的看法与期望。这些社会纽带一旦缺失，即有可能造成青少年逐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药某某案引发舆论沸腾，除案件本身性质极其恶劣外，案外因素亦为本案的处理结果覆上了层层错综复杂的帐幕。药某某作为大三学生，纵然青春年少，纵然懵懂冲动，但其已成年，亦已初具简单的法律常识，对故意杀人的后果应有足够的认知。药某某富二代、军二代或官二代亦真亦假的传闻，亦成为网络空间宣泄对社会不公愤慨的出口。造成药某某作奸犯科的缘由甚多，教育、家庭、社会，层层裹包，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悲剧。如此的悲剧既是药某某的悲剧，亦是被害人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社会转型之中，原有的价值体系逐步开始解组，新的价值观成多元化态势，易产生价值紊乱与盲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听起来固然免不得有几分偏激，但却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吾人普遍价值观的最低底线。庙堂之高的尊爵，或江湖之远的走卒，倘若连这样的底线皆无法恪守，又以何奢谈正义与公平？
　　死刑因不可逆转而需万千谨慎与小心，适用对象应仅囿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及民众人身权利的罪犯，死刑的诉讼程序应给予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以权利关照，死刑的执行应尽可能人道。从过去到现在，基于刑讯逼供的死刑冤案数见不鲜，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此的案件亦不可能马上就杜绝。但所有这些皆不是废止死刑的合理理由，而是慎用、少用死刑的基础。在社会条件不具备情形下就一味地主张废止死刑，那么届时故意杀人等恶性街头犯罪或可因无死刑威慑，恐有剧升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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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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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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